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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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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篇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语出《作战篇》。意谓:用兵作战,只听说过指挥好像笨拙但能速战速胜的,却没见到过指挥巧妙而久拖不决的。杜牧注:“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何氏注:“速虽拙,不费财力也;久虽巧,恐生后患也。”

这里,孙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思想,即速胜思想。为什么要速胜?道理很简单:战争对于物资财富的耗费太大,拖久了是当事者所承受不起的。按孙子对当时的测算,出动十万之师,就算在正常的情况下,也会因“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须“日费千金”;再说,战争一旦打起来,还会因“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而致其他诸侯“乘其弊而起”,造成“虽有智者”也无法“善其后”的严重后果;并且,战争本身还会对社会生产和稳定造成巨大破坏(“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所以,孙子力主“拙速”而反对“巧久”。

战争久拖不决有百害而无一利,则为何“拙”反会速胜,“巧”反会久拖不决?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孙子为强调他的速胜思想设譬取喻极而言之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罢了,并非真如有的学者所说,“拙”乃“大巧若拙”而“巧”乃“战术之巧”的意思。

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语出《作战篇》。意谓:长期用兵而对国家有利这种事,从来没有过。杜佑注:“兵者凶器,久则生变。若智伯围赵,逾年不归,卒为襄子所擒,身死国分。故《新序传》曰:‘好战穷武,未有不亡者也。’”张预注:“师老财竭,于国何利?”

孙子所说,确系事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以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为例,即可说明问题。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基本上均置身事外,美国不仅未遭受战争的严重损害,而且坐收渔翁之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此后几十年来,美国自恃强大,不断地以各种名义发动对外战争,虽然这些战争表面上看大部分取得了胜利,但却终因其久于用兵而致自身出现了衰弱的兆头。这其中,最能证明孙子这一论断的案例,是其20世纪6070年代发动的越南战争。从1961年1975年,越南战争前后历时十数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国外战争。这次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兵员伤亡、经济损失和无法估量的心灵创伤(死亡近6万人、伤残达3多万人、耗资4000多亿美元),以至于后来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哀叹道:“民主国家总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打旷日持久的战争。……2500年前,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写道:‘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他又说:‘兵贵胜,不贵久。’而美国人民没有得到的就是胜利。”

应当指出的是,“贵胜不贵久”的思想一般是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说的。因为,进攻的一方往往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认为对方软弱可欺,所以敢于一次次贸然发动不义之战。然而,对于弱势的一方来说,则正相反,要尽可能地把战争拖向持久,并在持久中不断地努力转化双方的强弱地位,并最后战胜敌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而毛泽东所著之《论持久战》,则是论述这种战略思想的经典之作。

本条可与“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互参。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语出《作战篇》。这句话承接前文对用兵之害,尤其是“胜久”之害而作出的带有哲学意义的总结,认为必须“尽知用兵之害”,否则就不可能“尽知用兵之利”。

俗话说:祸福相倚。人们做任何事情,大抵不外乎谋利,但世上的事情,往往带有两面性,即既不会只有利而无害,也不会只有害而无利。至于战争,就更是如此。《老子·五十八章》曾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筌也注称:“利害相倚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后知其利也。”所以,孙子在《九变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也就是说,人们想问题做事情,必须兼顾利害的权衡与比较,努力做到避害趋利和化害为利。但是,人们做事情却往往如螳螂捕蝉故事中的螳螂、黄雀、少年一样,只见其利而不见其害。而一些靠战争大发其财的强盗集团或强盗国家,如近代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后又曾在殖民过程中大得其利的西方列强,就更会只见战争之利而不见战争之害。

用兵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认为,除了孙子所述之能致军队“钝兵挫锐”、国家“屈力殚货”、社会“骚动”、民众“不得操事”和诸侯“乘弊而起”之外,还应包括交战过程中因己方的措施或行动而产生的危害。俗话说,打人一拳时,须防人一脚。因为,你在打人一拳时,往往会漏出空挡或破绽,而此时恰是被打之人还击的良好机会。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语出《作战篇》。意谓:善于用兵的人,兵役不一再征集,粮草不多次运送;刚开始时军粮由国内供应,开战后则要想法从敌人那里解决。如此,部队所需要的粮秣就可以充足供给了。张预注:“言一举则胜,不可再籍兵役于国也。粮始出则载之,越境则掠之,归国则迓(迎)之,是不三载也。此言兵不可久暴(曝)也。”

战争需要大量的物资财富支持,其中以粮食最为重要。所以,我国向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语。但是,大军境外作战,远离本土,如何才能解决粮草供应的问题?于是,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这一重要的以战养战的策略思想。其所以开始要“取用于国”,盖因大军初出,尚在境内,不“取用于国”则无法供应将士之一日三餐;其所以开始要“因粮于敌”,则是因为大军深入敌境之后,这种做法会有下述好处:一者可以免除远距离运输之困难,二者可以节省大量人力充实前线部队,三者可以避免加重国内民众之负担,四者还可以借此削弱敌方的实力。但是,“因粮于敌”的做法亦可能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比如,假若对敌方民众的粮食征发超过了一定限度,甚至属于掠夺性的,就很可能会引起驻地民众的反抗。所以,运用这一策略,需谨慎、灵活地掌握。

“因粮于敌”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后历代军事家对此多有阐发和实践。例如,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说:“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行远。”为此,他还做了精确计算,指出:“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只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并进而提出了“军中不冗食”的观点。

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语出《作战篇》。意谓:将缴获的车辆混合编入我方车阵中,善待和供养被俘的敌方士卒,这就是所谓的通过战胜敌人而使自己变得益发强大。

如果说“因粮于敌”属于以战养战的思想的话,那么“胜敌而益强”则是一种通过战争发展壮大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一思想可以看做是对“因粮于敌”思想的升华。“车杂而乘之”,实际上也就是要通过缴获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卒善而养之”,实际上也就是要通过俘虏敌人的兵员来壮大自己。这种思想和做法,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足为奇,但在两千数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就非常难能可贵了。因为直至战国末期,战场上杀降的做法仍屡见不鲜。秦赵长平之战,白起一次竟然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可谓残酷至极。这类做法,不仅因激起了各国的拼死抵抗,增加了其后统一战争的难度,而且致使其统一全国之后,也很快即被推翻,同时还在后世留下了“暴秦”的千古骂名。所以,“胜敌而益强”的策略,在战争中足以导致敌消而我长,逐步改变敌优我劣的不利态势,并最终达到彻底战胜敌人的目的。

“胜敌而益强”的策略,可谓弱者战胜强敌的不二法门,具有深刻而重要的军事学术意义。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所缔造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由弱至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则完全可以看做是对孙子这一思想的最好证明。

兵贵胜,不贵久。

语出《作战篇》。意谓:用兵作战贵在速胜,不宜久拖不决。曹操注:“久则不利。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张预注:“久则师老财竭,易以生变,故但贵其速胜疾归。”此言是对《作战篇》的总结,也是对速胜思想的进一步简练而精辟的概括。可看参见“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和“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条。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语出《作战篇》。意谓:懂得用兵之术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杜牧注:“民之性命,国之安危,皆由于将也。”

将帅是军队的直接管理者和指挥者。将帅之是否“知兵”(包括平时的管理与战时的指挥),决定着其能否指挥军队多打胜仗,少打败仗,或者基本不打败仗。将帅指挥军队打了胜仗,国家就安泰,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到保全;将帅一旦指挥军队打了败仗,则势必导致将士大量牺牲,人民流离失所,严重者甚至导致国破家亡。历史上,因有“知兵之将”而打下江山坐稳江山者不在少数,因无“知兵之将”让国家遭受重创甚至灭亡者也比比皆是。战国时,赵用廉颇则能让秦军无法越雷池一步,用赵括则四十余万大军战败被杀;唐代,朝廷信任安禄山而安禄山却发动叛乱,重用郭子仪、李光弼则郭、李奋力撑持局面而保李唐帝业不堕……由此可见,“知兵之将”确系“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地位重要,非同寻常。

将帅地位重要,非自孙子那个时代开始,但将其如此显豁地提出来,则是孙子的贡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知兵之将”要真正成为“民之司命”和“国家安危之主”,在古代须有一不可或缺的前提,即:国内政治清明,没有奸臣或权贵干政,皇帝系明君。否则,虽为“知兵之将”,也绝不可能成为“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唐封长清、宋岳飞、明袁崇焕等即都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