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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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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篇

  

中国古代军事术语。《说文解字》释:“费,散财用也。从贝。”“费”的本义是多用钱财。如《论语·尧曰》:“君子惠而不费。”后引申为耗费、损耗。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老师费财,亦无益也。”《老子·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费留”指的是有功而不及时行赏。如《魏都赋》:“朝无印,国无费留。”

《孙子兵法》之“费留”语出《火攻篇》:“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此处之“费”指的是耗费资财,即《谋攻篇》、《用间篇》所说指称的“日费千金”。此处之“留”指的是指淹留不归,此处指的是《用间篇》所说的“相守数年”。孙子认为,如果战争导致财力耗费、时间浪费、士卒困守,而作战成功并不显著或未能成功保存,这是兴兵作战的大忌。张预注:“财竭师老而不得归,费留之谓也”。另有解释认为:获得胜利而不及时论功行赏,会挫伤官兵作战积极性,从而增大耗费。如李筌注:“赏不逾日,罚不逾时,若功立而不赏,有罪而不罚,则士卒疑惑,日有费也”。杜牧注:“修者,举也。夫战胜攻取,若不藉有功举而赏之,则三军之士必不用命也;则有凶咎,徒留滞费耗,终不成事也”。

总之,“费留”所包含的内容指的是战争导致财力大量耗费,人员滞留境外,但最终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巩固或消化战果,使得胜利的潜在效果未能得以扩张,既有的作战成果未能保持,战争的预期目的未能充分实现等孙子认为这是对战争力量以及战争资源的浪费,从而对此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打了胜仗之后,如果不能巩固胜利成果,往往会出现现实的或潜在的祸患。这也是“费留”可能性结果之一。孙子认识到,战争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战胜攻取,战后还要继之系列的善后措施。只有通过此途径,才能有效巩固胜利成果,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费留”现已不是军事术语。

  

中国古代作战理论术语。《说文解字》释:“攻,擊也。”“”的本义是进攻、攻打《战国策·秦策一》:宽则两军相攻,窄则杖戟相撞。”“水”的本义是饮用的水,后引申为用水淹灌。如《战国策·魏策三》:“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水攻”指的是古代战争中引江河之水冲灌敌军,以利于己军采取尔后行动,并致使敌军遭受重创的战法。水是蕴藏于自然界中的无穷的力量。古代不少兵家根据当时作战的需要,利用江河之水对敌实施进攻获得胜利。

孙子在其《火攻篇》中论述道:“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认为用水攻配合部队进攻,可以强化攻势。水可分割敌军阵势、阻断敌军联系,但不能像火攻那样毁灭敌人的物资装备。曹操注:“火佐者,取胜者也。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分敌军,不可以夺敌蓄积”。张预注:“水止能阻绝敌军,命名前后不相及,取其一时之胜;然不若火能焚夺敌之积聚,使之灭亡”。汉简本此处无“以绝不可以夺”6字。在孙子子看来,无论是火攻,还是水攻,都是作战行动的助攻方式而已,而不能独立担当起彻底摧毁敌军并实现作战目标的大任。

水攻作战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且每次大都实现了预定的企图,如春秋时晋国智伯以汾水灌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三国时曹操以漳水灌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南北朝时梁将韦睿以淝水灌合肥,五代时后梁朱全忠以汴水灌宿州(今安徽宿县),宋初宋太祖以汾水灌太原;明末黄澍等以黄河水灌开封等。这些都是运用自然力量于战争行动,来辅助实现既定作战目的的成功范例。“水攻”现已不是军事术语。

  

中国古代作战理论术语。《说文解字》释:“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火”的本义是燃烧的光与焰,后引申为用火烧煮食物。如《山海经·北山经》:“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古代战争中利用自然力量的燃烧,对敌军实施攻击的方法。火攻若运用得当,可以用较小代价获得较大胜利。《火攻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该论述明确了火攻的目标是焚烧敌之营寨、物资和运输线,总结了火攻的五种作战方式,即焚烧敌军人马、粮草积蓄、辎重、库藏装备军饷以及交通和转运设施等;采用火攻必须考虑客观条件,必须事先准备好火攻的器械,必须根据火攻的不同情况而运用兵力加以策应配合,提出了“以火佐攻”的思想。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二》有论:“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陆之战,以火成攻最多。”可根据火攻给敌人所造成的混乱,适时采取军事行动,积极扩张战果,有效地打击敌人。在冷兵器时代,火攻是一种威力强大、效果显著的作战手段。

孙子是首位对“火攻”做出理论总结的军事家,在战术运用层面论述了火攻的目标(部队、粮草、辎重)、火攻的条件(干燥的天气和有利的风向)、火攻的方法(内外配合,以人为主、以火为“佐”)。此外,还进一步认识到“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明”、“强”、“绝”、“夺”四个字,反映出自然力既对克敌制胜有程度不同的功效,又对参战的人力、物力有程度不同的破坏性。这既从正面反映出自然力量对于战争进程之功效,更是对自然力量介入作战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提出了强烈预警。

战争史上,以火攻胜敌之战例不胜枚举。如战国末年,秦将白起攻楚,“烧先王墓夷陵(今宣昌),楚襄王兵散”;东汉班超在西域“顺风纵火,前后鼓噪”,一举击败鄯善大军;三国时陆逊火烧连营,大败刘备;隋文帝进攻江南时,就江南“舍多竹茅,所储积皆非地窖”特点,遣人多次“因风纵火”,使“陈人益弊”,数战数败;北宋初年,潘关率兵统一江南,“取巨舰实以葭苇,顺风纵火”,大败南唐水寨,继而收复金陵;明末,农民起义军利用元宵灯会,纵火凤阳内外,焚烧明朝皇陵,轻取中都凤阳等。至于发动火攻所需火具,种类繁多。早期火攻多“聚茅置火”;南北朝以后,或以石油燃火;唐代以后,则出现各种火器,以火药助燃。至于举火之法,或遣人纵火,或借禽兽纵火,或利用地形地物纵火等。据唐代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载,古人火攻之法有“五火之具”,即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矢。“五火”中火矢使用得最多,因其实施方便而有效。“火攻”现已不是军事术语。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中国古代作战理论术语。主:指的是国君。愠:怨愤,恼怒。致:招引,导致。《火攻篇》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指的是国家军政决策高层在面对即将爆发战端之时,需要谨慎、冷静从事,军事决策必须全面、理性考量。所有的总体性决策,都应当从国家的根本性利益出发,考虑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国君不凭一时恼怒而兴兵作战,将帅不可凭一时怨愤而与敌交战。对此,《火攻提出了结论性论断:“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张预注:“因怒兴师,不亡者鲜。若息侯与郑伯有违言而伐郑,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因忿而战,罕有不败。若姚襄怒苻黄眉压垒而陈,因而战,为黄眉所败是也。”战争实践也如斯证明,如晋楚城濮之战。楚军之所以大败,就是因为楚军统帅子玉“愠而致战。”又如三国时,刘备因关羽被东吴所杀,遂举国出动,进攻东吴,结果被吴将陆逊火烧连营,损失惨重,国运从此一蹶不振。

在制定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战争决策时,最高决策者和军事统帅在面对敌军挑衅以及复杂混乱的战场条件下,必须善于制怒,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绪,正确引导指挥决策层科学判断与理性执行。这已成为科学指挥、有效作战、谋略制胜的必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