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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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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源流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流传。自《汉书·艺文志》著录后,再未见“八十二篇”之说。至《隋书·经籍志》,仅见魏武帝、王凌、张子尚、吴沈友及孟氏等注解的《孙子兵法》,或作三卷,或作二卷、一卷,及《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等。这表明“八十二篇”很短时间就已失传。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出土,人们才看到“十三篇”之外的内容,如《吴问》、《见吴王》等。约上世纪末,陕西西安有人称发现了“八十二篇”本《孙武兵法》,但“发现者”除零星透露了一点信息外,总体上秘不示人,故世人既无法判别其真伪,更无从进行评说。更有人以“真与假的较量”为题,公开评析“八十二篇”之风波。(参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真与假的较量——“孙武兵法”82篇风波大透视》)
    传本《孙子》十三篇的流传。今存传本《孙子兵法》,是曹操整理校订的,并且给予简明的注解,这就是曹著《孙子略解》,后通称《魏武帝注孙子》。其后,凡单独以《孙子》十三篇为题者,均以曹定本为依托,如魏晋隋唐及宋初诸家注本,及其各种不同的组合,皆以曹本为据。此后,如明代之后的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孙子参同》,王世贞《孙子评释》,何守法《校音点注孙子》,郑二阳《孙子明解》,清初邓廷罗《兵镜》,以及近现代多家《孙子兵法》的独立注本、译本,同样是依据曹注《孙子》。所以,《孙子兵法》、《孙子》十三篇之传承,第一功臣当为曹操。
    《武¾经七书》的流传。北宋初年,赵匡胤由于接受其自身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经验教训,便以“杯酒释兵权”等形式,开启了修文偃武的时代。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未几,北方辽国的兴起,西夏元昊的反叛,迫使宋廷不得不着意于军事。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曾“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宋史》卷一百五十七)。又于庆历三年(1043年)“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宋史》卷一百六十五)。然旋即废止。直至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经枢密院提请,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宋史》卷一五七)。为选定武学教材,便开始编撰《武经》,以朱服总领其事,何去非具体主持,于宋神宗元丰三至六年(1083—1086年)编定《武经七书》。
    依北宋国子司业(国子监副校长)朱服上神宗之奏文:“奉圣旨,《孙子》只用魏武注,其余注文并删去。”(见《孙子集成》第一册第193页)《校定武经七书》的目录依次是:
    《孙子》三卷,魏武帝注;
    《吴子》二卷;
    《司马法》三卷;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
    《尉缭子》五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
    《六韬》六卷。
    以缺笔字及刊板情况判断,这个本子当刻于两宋之际的战乱年代。然由朱服奏文可证,它应当是最接近朱服原刻的本子。
自《武经七书》刊行后,它就作为一个整体而流传。至南宋孝宗时官刊《武经七书》,《孙子》即将魏武帝注删去,然七书顺序未变。此后,金代施子美作《武经七书讲义》(又称《施氏七书讲义》),则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移至最后。至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又恢复原刊顺序。之后,或沿袭原刊,或自行改动,已无定规。
    《武经》系统的传承,其重要刊本先后有:南宋孝宗时所刊《武经七书》,今称《宋本武经七书》(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续古逸丛书》影印),金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等。明末清初为适应武闱考试,曾刊行多种解本,其最佳者当推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至近代,则有皕忍堂刊《重刊武经七书》较受看重。
    另有清嘉庆年间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刊顾千里摹宋本《孙吴司马法》中有《魏武帝注孙子》。此本刻印精良,最受学界推崇。依缺避字判断,此本之原刊亦在南宋孝宗时期。南宋刊《孙子》而独附魏武注,亦当是最接近朱服原刻的本子。该本虽只有七书中之三种,其南宋原刊,依然定是《武经》刊本。清代中期武学考试只用孙、吴、司马法三种,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刊行时,依时代需要删掉了其他四种。
    《孙子十家注》的流传 “十家注”,宋人吉天保编。《宋史·艺文志》第六著录,“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是此书的最早载录。然原刊已不可见,今存最早者为南宋孝宗时期所刊《十一家注孙子》,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刊时,直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依此刊本,所收注家依次为:曹操、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杜佑、梅尧臣、王晳、何氏、张预。辑者大概是依注家生存年代为序,然略有误差。如杜佑、杜牧为祖孙,吉氏倒乙;何氏即何延锡,为五代南唐将领,当排于宋初梅尧臣之前等。宋刊末附郑友贤《十家注遗说》,郑友贤为北宋后期人,故吉氏所¼必成于北宋中期。另有日本《官版书籍解题略》著录有“十家注孙子,四册”,注家及顺序为:曹操、王陵、张子尚、贾诩、李筌、杜牧、陈皞贾(疑为二人,贾为贾林)、孙镐、梅尧臣、王晳。惜此书存佚不详。
    此书自南宋刊行后,即成为《孙子》十三篇的主要传本。先后传承排印者依次有:明正统刊《道藏》本《孙子注解》,明谈恺本《孙子集注》,李棣刊《孙子集注》,黄邦彦刊《孙子集注》等,均先后照本翻刻。然翻刻中错误多发,如谈恺本《行军》篇,竟出现了毫无规律的错乱,究其根源,正是将其原本《道藏》本的页码弄乱而形成(参见谢祥皓主编《孙子志》第251页)。李棣、黄邦彦则重复了谈恺的错误。
至清代乾嘉间,孙星衍重刊《孙子十家注》,一方面对“十家”之顺序重新调整,又据《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等,补充、勘正了近三百条,成为大大不同于宋明各本的一个全新本子。由此,孙星衍刊本竟在近百年间独行于世,被各种形式翻刻了近三十余次。直至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新影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才将《孙子十家注》回归宋刊本来面貌。
    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流传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孙子兵法》十三篇及《孙膑兵法》均在其中。由于《孙膑兵法》失传已近一千八百余年,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孙武、孙膑之兵法是否同时存在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吴孙子》是《孙武兵法》,即通称的《孙子兵法》,《齐孙子》是《孙膑兵法》,两者决非一事。竹简出土后,即由文物出版社先后以线装本(1975年)、简装本(1976年)及八开精装本(1985年、2010年)多次出版,其他出版社或有重印。由于它对考校传本《孙子》及孙武、孙膑两兵法的对比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学术界甚为重视,多有为之独立研究、注释者。故竹简本《孙子兵法》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传承系统。
    《孙子》十三篇 “十三篇”的名称,在历代流传过程中,略有差异,主要是《武经》系统与《十家注》系统,兹照录于下。
    《武经》系统,依次是:始计第一、作战第二、谋攻第三、军形第四、兵势第五、虚实第六、军争第七、九变第八、行军第九、地形第十、九地第十一、火攻第十二、用间第十三。
    《十家注》系统则依次是: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武经》本和《十家注》本,皆分上、中、下三卷。
    《银雀山汉墓竹简》本,亦存有部分篇名,皆无序号及“篇”字。如:作战、形、势、实虚、九地、火攻、用间等,然多数残缺。
    另有日本《古文孙子》本,篇名文字略有差异,如:计篇第一、战篇第二、攻篇第三、形篇第四、势篇第五、虚实篇第六、争篇第七、九变篇第八、行军篇第九、地形篇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火篇第十二、间篇第十三。分为上、下两篇(卷)。
    “十三篇”各篇要旨兹依《武经》系统篇名,分说于下:
    《始计第一》 本篇为全书总纲。主要叙说战争关系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故当审慎明察。战争的决策,必先于“庙算”中细致对比敌我双方基本条件,即五项基本因素:道、天、地、将、法。道言道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道就是人和。天言天时;地言地利;而将、法则为军队素质。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对比、计算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未战而庙算胜”,是战争决策的基本依据。
    《作战第二》  主旨在于战争所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¾济基础。“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曹操言:“购赏犹在外之也。”“悬赏”的¾费还要另外追加。由此,孙武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指导Ô则,以及“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具体策略Ô则等。
    《谋攻第三》 要义在于选择并确立最佳战略Ô则。战争的基本目标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让敌方屈从我方的意志,以最小的投入,争取最大的战略目标。投入之小,莫过于“零”;目标之大,莫过于以“全”取胜。故孙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孙子“谋攻”的最高战略Ô则。古代圣哲所向往的“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成为孙武用兵的最高境界。“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军形第四》 主旨在于具体的“攻守之道”。“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首先要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又要待机而动,“不失敌之败”。
    《兵势第五》 主旨在于充分、巧妙运用“势”的力量。势,言形势、态势,指某种既定形态所蕴含的一种客观必然性趋向。顺势、借势而动,用力少而功效大;逆势而动,则用力多而事难成。“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史称“孙膑贵势”,即言孙膑善于顺势、借势而用兵。
    《虚实第六》 主要讲用兵中的“虚实”之势及其应对之策。“虚者,怯、弱、乱、饥、劳、寡、不虞也;实者,勇、强、治、饱、逸、众、有备也。”(三国沈友语)唐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故“避实击虚”,“因形而措胜”,成为用兵制胜的基本方略。
    《军争第七》 主讲“两军相对而争利”,争战场中之“先机”。战场上最大之利莫过于战略要地,“利”在我,则我易胜;在敌,则敌易胜,故不得不争也。然争利决非单纯体力之对比,更在于智力之高下,善争者关键在知“迂直之计”。
    《九变第八》 “军争”为用兵之常,然常中必有变,善用兵者必通于九变之利。“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既知“常”,又知“变”,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行军第九》 主讲用兵作战中的地形判断,以确定“处军”之法。“处山之军”“处水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各有其特定规律。为保证处军之利,必善于“相敌”,准确判断敌情。
    《地形第十》 地形是古代战争中最基本的制约因素之一。本篇主讲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地形的基本特征及其应对。
    《九地第十一》 《地形》篇所讲为自然之地形;本篇所讲,则是战场选定和敌我相处之位置而形成的不同利害的地理因素。“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各有相应的应对之策。
    《火攻第十二》 “火攻”是古代战争的基本手段之一,本篇主讲如何运用火攻的相关事宜。
    《用间第十三》 用兵决策,战场对垒,方略的抉择,基础均在于敌情的掌握,“用间”以获敌情,是古代情报的基本手段。本篇主讲选择间谍、使用间谍的相关事宜,及对“用间”之重大意义与作用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