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其他领域

您当前的位置: > 思想借鉴 > 借鉴应用 > 其他领域

其它领域

    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既是理论经典,又是应用之学。《孙子兵法》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不断为孙子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正因如此,伴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孙子热”的出现,《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的应用研究作为孙子学的延伸部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政治外交领域,孙子的伐谋伐交思想,给政治领袖和外交家们以深刻的启迪,从而制定出一个个高屋建瓴的政治战略,导演出一幕幕纵横俾阖的外交活剧;在商业竞争领域,孙子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倍受企业家和管理者的青睐,被用之于指导经营管理决策,最终演绎为商业之道、管理之道;在医学领域,高明的医者深悟兵家与医家的相通之理,叹言“兵之设也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在社会人生领域,孙子的思想、名言和警句,既可以作为“处世的信条”,也可作为“制胜的诀窍。”
    《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在非军事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根本原因在于孙子思想的哲理性。兵法是生存哲学,不仅最讲智慧,最重理性,对现实也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例如,当我们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时,已不再仅仅视之为战场决胜的先决条件,而是把它看作任何活动都应当遵守的一般原则。“兵法里边有哲学,哲学里边有兵法”已成为当今学者的共识。从更层次的角度讲,《孙子兵法》对战争与军事活动规律的深刻揭示恰恰反映了人类社会多种活动的规律,甚至是全部活动的最根本的规律。《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战争及一切军事活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古代全部文化发展与思维能力之深入表现于战争领域的特殊结晶。自古至今,它始终在提醒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怎样去对待战争与竞争?怎样去解决矛盾与冲突?怎样才能赢得未来的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的和平?总之,《孙子兵法》所包含的谋略与智慧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待人类生活和生存问题所表现出的特独的处事方法和行动准则,它能够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高效率提供一种合理的指向。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当今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应用及研究的却是步入了许多的误区。按李零教授的说法,“大家都是带着问题学,急学先用,滥学滥用,恨不能让孙子变成万金油,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宫玉振先生更从《孙子兵法》商业应用的角度总结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研究方法的束缚与局限,即目前的成果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这与当今主流的管理学研究范式即定量与实证的研究显然有相当的距离。其二是研究成果的低层次重复,即有相当比例的所谓专著和论文其实是在简单地重复前人的劳动,或者是简单地选取孙子兵法的个别词句,加一点管理的理论和案例,进行对号入座、贴标签式的所谓联系。其三是研究队伍与研究风气的混乱,即不少人受利益的驱动,纷纷打起《孙子兵法》的主意,使得《孙子兵法》研究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30年巡礼》)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一项复杂的难题,需要专家学者带动全社会的力量为之努力。而从根本上讲,则需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孙子兵法》应用研究的现状,梳理有关的研究成果,揭示孙子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以利于推动该领域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深入结合,这恐怕是《新编孙子兵法词典》编写的主要宗旨所在。吴如嵩教授说得好:“《孙子》研究要发展,既要不离传统又要走出传统……走出传统,就是要求我们用现代人的知识和手段,以全新的视角,探索《孙子》在军事领域和非军事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是解决理论问题,应用是解决实践问题,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孙子〉研究》)
    本文力求突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阐释有关《孙子兵法》应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力求做到科学化、规范化,从而使不同学者、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研究成果能够在某些概念的假定上达成共识,便于合作与交流,同时也为改变孙子思想应用研究成果难以与国际接轨的被动状况略尽绵薄之力。
    第二,汇集《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应用的有关研究成果,概括介绍著名学者的著述与论文,提炼其主要内容、成就和创新点,并作出简要点评,从而为《孙子兵法》的应用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文献资料支撑,方便人们查阅和借鉴。
    第三,注重整个《孙子兵法》应用专题内容设计的全面性和层次性,力求形成一个大致的内容框架,从而为人们了解、熟悉、把握《孙子兵法》在各领域、各行业的应用状况,提供一个完整的认识,以便于学者在把握前人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推出更多更新的优秀成果。
    本文主要涉及《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应用的相关内容,共分8部分总计103个词条:
    一、《孙子兵法》与商业经营
    二、《孙子兵法》与统御之道
    三、《孙子兵法》与武术
    四、《孙子兵法》与弈棋
    五、孙子兵法与现代竞技体育
    六、《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病
    七、《孙子兵法》在其它领域的应用
    八、《孙子兵法》与文化产业

    当然,上述并不能涵盖《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应用的所有内容,更不能概括所有成就。且由于笔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把握还不够深入,本文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当之处,敬请网友提出宝贵意见!。
    本文由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姚振文副教授撰写,谨此鸣谢!
 
 
一、《孙子兵法》与商业经营
 
    兵道与商道  《孙子兵法》可以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很多领域,但以对商业活动的指导最为明显。所谓“商场如战场”、“商战如兵战”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典型概括。《孙子兵法》应用于商业领域最早萌芽于中国,近代勃兴于日本,而后扩展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兵法经营的思想传播和实践案例。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兵战与商战不仅在竞争的本质上相通,而且在“道”的层面相通、相融。兵战有其内在的哲理和规律,此为“兵道”;商战也有其内在的哲理和规律,此为“商道”。兵道与商道,都是人类竞争活动中的原则和原理,都是博弈中的生存哲学,有了这种共同的原则和哲理作为基础,《孙子兵法》在商业中的应用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才能在全世界开花、结果。
    范  蠡(前536年—前448年),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业家。范蠡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借助兵法智慧经商致富的人。《史记·货殖列传》言:“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从这段话可以得出范蠡用兵法经商的三点佐证:其一,计然(春秋时期谋士)之策,既可施于国,又可用之家,说明在范蠡看来,治国用兵之道与经商之道本来是相通的。其二,选择“天下之中”的陶地经商,似乎是受了孙子“夫地形者,兵者助也”(《地形第十》)的思想影响。其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经商原则,颇暗合于孙子“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兵势第五)的兵家理论。可见,范蠡经商致富,的确是受到了兵家思想的影响,他是那种大智慧之人,治国用兵的长期经历及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无疑使他可以自如地将兵家理论运用于商业活动。
    白  圭(前370年——前300年),名丹,字圭,战国时期大商人,因擅长经商而名满天下,被誉为“中国第一商人”(商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白圭自评的一句话:“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说明白圭是中国第一个自觉运用兵法经商成功的经营家。事实上,白圭总结出的一些经商原则,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乐观时变”、“与时逐不择于人”等(《史记·货殖列传》),也颇符合孙子“因利制权”、“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等兵家思想,这说明战国时期兵法经营的萌芽确已萌生。兵法经营发轫于这一时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为兵法在商业中的运用提供了客观经济条件。二是这一时期战争频繁,军事谋略发达,兵学著作甚多,为兵法在非军事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三是百家争鸣所带来的哲学、政治思想的繁荣,为军事思想与管理思想的交流、碰撞提供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然而,随着汉朝以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和思想界“独尊儒术”局面的出现,兵学经营的萌芽很快夭折,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已较少发现兵法应用于商业的实例和记载。
    大桥武夫(1906年—1987年),日本爱知县浦郡人,长期从事兵书研究,并把兵法引入经营管理,是日本“兵法经营论”的创始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日军中校参谋。二战结束后,大桥武夫在一家东洋钟表公司濒临倒闭之际,毅然接管了其中之一的小石川工厂,并把《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战略、战术理论嫁接到经营管理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的影响之下,日本企业界出现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并掀起《孙子兵法》应用的热潮。大桥武夫在运用兵法经营的实践过程中注重兵法经营的推广与普及,因而创建“兵法经营塾”。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兵法经营的理论研究,相继推出多部理论专著,其代表性著作《兵书研究》于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十二月由东京日本工业新闻社出版,共分六篇。作者在第一篇“战后重读兵书”中称:“我战后重读兵书,比服现役时更有效地应用于经管,这对我这个外行经营管理者渡过战后的动乱时期,于公于私都不知起了多少作用。”此外,大桥武夫还著有《兵法孙子——不战而胜》、《图解〈孙子〉》等著作,由此奠定了他在兵法经营理论界的“大家”地位。
    罗伯特·E·伍德  美国西尔斯第三代管理者,被称为“西尔斯零售扩张之父”,同时也是西方最早开展兵法经营的企业家。他早年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先后到菲律宾、巴拿马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再次奉召入伍,晋升为将军,主持军需物资的补给、采购、运输等工作。战争结束后,他离开部队,先后被西尔斯公司聘为副董事长、董事长。在此期间,他自如地将其军事思想和经验运用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依靠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市场状况的准确了解,成功地把西尔斯公司的经营领域从邮购扩展到店铺零售,这符合兵家“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理论;他建立和完善主动、灵活、有效的组织机构,成功地改变了西尔斯公司管理运行模式,这符合兵家“用众如一”的治军原理;他特别重视战略管理,致力于推行整体的商品供应计划,这符合兵家“庙算制胜”的战略管理模式。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经营就好像战争一样,如果公司的主要战略正确,那么即使有战术性失误也同样能获得成功”。(宫玉振:《孙子兵法在经济领域中运用的历史性跨越》)
    陈炳富  南开大学管理学系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缔造者,中国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于1984年发表的《从〈孙子兵法〉谈到中国管理史》一文(《瞭望》1984年第35期),开启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兵法经营的先端。后来,陈炳富又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大学金融、工商经济学教授合作,出版了《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一般应用》 (Sunzi on the Art of war and its General Application toBusiness)(英文版)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极大推动了《孙子兵法》在全球商业领域的传播和应用。作者在导论中指出:“《孙子兵法》不仅是一本论述战略管理的书,而且是一本涉及成本管理、销售学以及人生哲学和通过竞争取胜的书。尽管孙子谈的是有关军事问题,但其论述有着极大的普遍意义,他的理论和原则涵盖了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完全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商业活动。”该书根据《孙子兵法》的基本内容,结合现代商业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孙子兵法》在管理中一般应用的6项原则,即“最大最小原则、激励原则、时间和效率原则、适应环境变化的原则、情报原则、组织原则”。另外,该书还将《孙子兵法》的战略管理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拟定战略框架,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其二是战略形成,包括《形篇》、《势篇》、《虚实篇》;其三是战略实施,包括《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
    洪  兵  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洪兵先生多年从事战略研究工作,主持过多项重大战略研究课题,具有深厚的战略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战略研究经验。2002年,洪兵先生推出他的战略学专著——《中国战略原理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该书提出了由“胜”、 “力”、“利”、“道”、“形”、“势”、“柔”、“知”、“专”、“度”、“奇”、“变”、“致”等13个范畴组成的中国战略体系框架。这一体系框架以中国独特的战略范畴为基石,较好地反映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战略智慧的内涵与神韵,对于构建《孙子兵法》战略管理体系及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富有启发意义。2005年,洪兵先生推出其另—部专著——《孙子兵法与经理人统帅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以其在北大国际MBA、EMBA系列讲义为基础,结合大量有说服力的商业战例,阐释了《孙子兵法》与竞争之道、统帅之道的关系。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当今时代,人们面对激烈的竞争,急于得到新的理性引导。 在这种情况下,《孙子兵法》作为解释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其当代应用价值十分明显地凸现出来,并且展示出引导人们走出现代竞争迷宫的理性之光。”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及广大《孙子兵法》初学者、爱好者的推崇和赞赏,该书的具体思想内容也因此得以在互联网上得到广泛传播。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BiMBA)教授,当代著名曾国藩研究专家、中国著名战略与管理专家。现任北京大学北大国际(BiMBA)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其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战略与管理、《孙子兵法》与竞争战略、曾国藩管理方略、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大国战略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宫玉振先生在《滨州学院学报》之“孙子研究特刊”连续发表的几篇论文,包括《孙子兵法在经济领域中应用的历史性跨越》(2005年)、《从战争理论看企业竞争的本质属性及指导原则》(2006年)、《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与企业竞争样式的选择》(2008年)、《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30年巡礼》(2009年)等,都堪称兵法经营研究的精品。而其著作《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更是兵法经营研究的力作,出版翌年即译成韩语在韩国发行。该书从《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出发,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企业竞争理论体系。作者认为,《孙子兵法》制胜理论体系是由“全胜”、“知胜”、“先胜”、“战胜”四个方面构成的,而从企业竞争的角度来说,这四方面同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动态竞争为特色的企业竞争理论体系。吴如嵩先生对该书做出高度评价:“它清晰地论述了兵法经营的制胜轨迹和脉络,创造性地拓展了“兵之道、商之用”的取胜观,揭示了兵法经营的基本原理,堪称我国孙子兵法经营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兵法经营学的研究已经走出了沼泽,走出了峡谷,走出了诸多的误区。”(《兵法经营学的奠基之作——宫玉振〈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评介》)
    吕罗拔  马来西亚孙子兵法学会创始人、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海外特邀顾问,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吕罗拔不仅是一位《孙子兵法》研究者和爱好者,更是一位热心探索兵法经营管理实践的开拓者。他热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迷恋孙子学术,著有《瀛海游踪》、《我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散论》、《漫谈孙子兵法》、《兵法·事业·人生》、《孙子兵法教程》等著作,曾多次带团参加中国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1975年,吕罗拔第一次活用《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以550新元在巴士转换站购买了一间售卖厅的经营权,尽管当时零售业很冷门,但三年后他的资产就达到100万新元。后来,他的总资产值累计达到3500万新元。近年来,吕罗拔在倾心研究《孙子兵法》的同时,又将眼光投向了西方,他开始透过盖茨、巴非特等人的性格和作风,研究西方竞争理论,并将其与《孙子兵法》中的“胜于易胜”、“并敌一向”等观点有机结合,进而丰富了兵法经营学的有关思想,成为东南亚地区兵法经营研究的杰出代表。
    《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  由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合著,昆明市厂长经理研究会、广东厂长研究会于1984年首印;1984年和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第1版、第2版;1985年,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再版;1990年,香港海峰出版社推出英译本。该书主要从“运筹定计”、“组织治众”、“行销谋略”和“五德为将”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价值。书中强调:“用《孙子》的科学思想去研究企业管理,对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是有积极意义的”;“古为今用,军为民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使企业兴旺发达,学一学《孙子》是大有稗益的。” 这是国内第一部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专著,尽管其内容在今天看起来显得比较简陋,但它毕竟标志着《孙子兵法》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研究与运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正因为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价值,该书连续重印15次,累计印数达30余万册,并带动相关学科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孙子兵法热”,此后,一系列相关的论著开始出版和发行,很多管理者也开始对《孙子兵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  周三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作者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首任院长,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全国MBA入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周先生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将《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与现代管理思想有机结合,最终提出了一个由八部分组成的《孙子兵法》战略思想体系:慎战和敢胜结合的竞争观、以人为本的竞争因素分析、选择有限战略目标、制定以“诡道”为基础的战略方案、实行以“利”为核心的决策标准、以“五胜”战法为主体的战略实施、以“择人”为关键的战略控制、信息和情报。另外,由于该书是在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战略管理课程教材基础上编写而成,整体内容形成了理论阐述与实战案例有机结合的配套格局,而且案例都是国内近些年来企业经营成败著名的例子,极富典型意义,更适合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和经济类科研人员阅读。总之,该书将孙子战略思想与现代经营战略理论相结合,把古今中外的管理理论融为一体,不仅深具兵学、经济学底蕴,而且达到了哲学层次的认识水平。
    《海尔兵法》  杨克明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瑞敏先生对《孙子兵法》是情有独钟的,但他的应用既不盲目,也不独尊。张瑞敏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一是《老子》,二是《论语》,三是《孙子兵法》。可以说,《老子》中的“顺应自然”观点使得张瑞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论语》中的诚信伦理思想对建设海尔团队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则使张瑞敏懂得如何灵活应对变化莫测的市场风云。另一方面,海尔有一个管理公式:日本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管理(哲学底蕴和战略意识)=海尔管理模式。可见,海尔对日本、美国现代管理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汇、吸纳是其应用兵法而又超越兵法的最佳写照。杨克明先生正是抓住了海尔管理模式的这一主要特点,以他自身实践深刻的体会,把张瑞敏的兵法管理思想和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梳理和提炼。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分别为:战略决策篇、国际化篇、人力资源篇、组织结构篇、工作方法篇、市场营销篇、心智模式篇、竞争篇。
    《战略管理中的企业谋略与运作机制研究》  2004年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周海炜。该文从中国传统的谋略资源的角度论证了兵法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及实践操作模式。论文认为,中国传统的管理也是一种谋略管理。中国传统的谋略资源非常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谋略不同于战略。谋略以对人的管理为核心,以求取实用功利价值为导向,在管理中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存在方式,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基本特征,这些与西方的战略知识和理论形成很大的差异。为此,作者对企业谋略研究所需要的企业谋略管理、管理行动逻辑、谐协管理、推延性思维和取譬、关系网络等本土性概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辨析,最后概括出了以兵法为核心的谋略知识的基本特征,并对未来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此后,周海炜还与其导师张阳合作发表了《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谋略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传统政治谋略与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分析》(《求索》2006年第12期)、《中国传统军事谋略与管理文化探析》(《理论学刊》2007年第2期)、《战略与谋略:管理文化视角的辨析》(《科学经济社会》2007年第3期)等论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上述成果的重要价值在于,将兵法谋略与西方战略置于不同的管理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探讨其各自的知识特征,进而提出中国传统兵学谋略的现代转型问题,这实际是在为中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思路与途径,同时也为兵法经营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
    《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论》  陈昆福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孙子兵法》的主要精神,并创造性地提出孙子兵学思想应用的新理念——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正是紧紧围绕创新这一主题,该书体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一是系统性。作者把《孙子兵法》十三篇视为一个大系统,而各篇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导性,其中任何一篇作为主体时,另外的12篇可作为其辅助。同时,作者运用《孙子兵法》的核心理论和哲学思想,研究并阐述了现代商战思想及战略制定的三原则,描述了现代商战战役战术构建的基本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商战理论体系。二是实践性。陈昆福先生有着近20年的商业实战体会,更有多年担任浙江省明建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具体管理经验,同时还执教过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课程及大型企业的兵法培训课程。因此,该书主要内容完全是作者本人丰富商业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升华。三是生动性。书中汇集了大量的经典商战案例,其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耐人回味。这些案例不仅是作者思想理论的有力佐证,也为读者见仁见智提供了思考借鉴的实证依托。
    《经理人的六项战略修炼:孙子兵法与竞争的学问》  该书原名为《孙子兵法与商业艺术》,美国退役军人、著名战略学家马克·麦克内利(MarkMcneilly)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2003年学苑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孙子兵法》的内容整合成了企业的六项战略原则,并用生动的案例对这些战略原则进行了说明,而且案例内容所涉及到的都是IBM、微软、沃尔玛、可口可乐、通用电器、惠普等数十家著名大公司的战略的成败得失。该书一经出版就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已印行16版,读者遍布40多个国家。值得强调的是,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兵法与西方战略管理思想融合的两难困境。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的运用,总是试图遵循知识专门化基础上中国兵法与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交叉应用的思路。然而,缘于东西方管理文化背景的差异,孙子战略思想能否按照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的程序和步骤发挥作用,实在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中国人对战略的表述,只要求对深层含义的理解,并不要求概念特别精确。在中国古人看来,战略与“道”相通,是一种悟道的学问,“道”是无形的,作为宇宙大全及其运化规律,需要用人们的抽象思维去认识和把握,在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中把握和体验。这种战略思维形式及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与西方的战略思维是根本不同的。具体而言,中国兵法战略是一种以利害关系推导为基础的价值推导性思维,而西方战略是一种以逻辑实证为基础的认知性思维;中国兵法以追求实用理性为核心,而西方战略强调以技术经济预测理性为核心;中国兵法战略强调应势而变而又相互贯通,而西方战略则是强调规范性与稳定性。正因如此,在企业实践中,西方管理者对中国传统兵法思想的运用是很难从知识专门化的角度进行的,它只能是一种军事思想的个人运用,也只能被视为一种管理实践艺术。
    《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谋略》  美国著名行销专家杰拉尔德·A·麦克尔森(Gerald A.Michaelson)著,1999年出版,该书已有德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等译本上市,中文版也于2003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麦克尔森曾供职于美国行销协会的国内总部,担任该机构的副主席,同时还兼任该机构的董事会董事以及战略规划委员会成员,后来又担任鞋业集团总监和麻省剑桥一商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市场顾问。麦克尔森在担任飞利浦/美格福斯公司的部门经理,区域经理和公司副总裁期间,使得该公司整体销售额翻了两番。正是这种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使其能够将历经时间考验的军事理念与理性商业决策相结合,最终完成《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谋略》一书。瑞典ABB商学院院长罗格·爱利克森称该书是“打造了一本有关商业决策的权威性著作”。另外,杰拉尔德A·麦克尔森的著作还包括《打一场漂亮的市场战:实战手册》、《架设通向顾客的桥梁》、《搞定销售的50种途径(学会靠顾客吃饭)》等。
    《思维的战争游戏: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法国让·弗朗索瓦·费黎宗著,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在法国一问世即成为热销书(2000年出版),并很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发行。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以《孙子兵法》为基础,强调孙子的慎战、全胜和易胜思想,主张在无决胜的实力和把握时,切忌求助于武力;下篇以《三十六计》为基础,强调计谋远非不择手段,而是属于策略精神,并可恰当地引导一种战略行动,即由其目的决定的设想。当前,有关《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研究论文和著述非常多,但以一个西方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的身份与眼光来审视和解读这两本书的并不多见。因此,该书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谈兵法经营的经验和体会,更在于验证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如何在现代社会实践中被运用,进而推动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创新。换言之,作者的旁征博引,不仅有助于我们中国读者了解西方的文化,也有助于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讲:“我的作品的最初的目标是向西方读者指出:他们可以从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方面找到他们自身的对照;而今天我面向中国读者,也同样希望他们能从我这本合集里西方思想的某些方面,找到他们自己的对照。”
    兵法经营质疑  当前,《孙子兵法》在商业领域的应用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但反对者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廖祖义分析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与‘诡道’水火不容。不难想象,《孙子兵法》中的那套‘诡道’一旦引入企业管理领域,市场竞争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就势必会被‘诡道’的阴霾所笼罩,以诚实守信和公开、公平、公正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也势必会蜕变成到处都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诡道经济。”孙果达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分析说:“兵法中运用得最基本、最普遍、最频繁的也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诡’与‘诈’。前者是变化多端、深藏不露,目的是掩护自己争取出其不意。后者是欺骗引诱、制造错觉,目的是误导对方争取事半功倍。如果社会漠视‘无信不立’的规律,习惯以‘诡’与‘诈’作为常用手段来争取或维护自身利益,这个社会将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民族现代化素质又如何能够提高。可以断言,当今社会诚信的缺失,与我们长久以来崇尚兵法是不无关系的。试想,一个崇尚和擅长兵法的社会能够重视与建设社会的诚信吗?”(《孙子兵法》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值得商榷》)网上也类似的评论:中国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往往使企业在应用兵法权谋的过程中,对于兵法中一些有意义的“道”的方面弃之不顾,而将兵法权谋中的机变和巧诈发挥到极至。所谓“兵者,诡道也”,国与国之间背信弃义,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最后出现推崇智巧,蔑视商业规则和商业伦理的现象,使整个商业社会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和伦理危机。上述观点都是立足于“兵者诡道”的消极影响来提出兵法经营反对意见的,某些言论虽有过激或以偏概全之嫌,但其对兵法诡诈思想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的分析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数千年的权谋文化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其很多内容与市场经济、法律社会的基本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如何解决“兵者诡道”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矛盾是兵法经营的焦点问题,这需要我们立足于社会竞争的残酷现实,真正理清二者的关系,揭示二者的矛盾性与统一性,才能澄清兵法经营的种种迷雾。
    兵法经营理性回归  由于中国的《孙子兵法》应用涵盖范围较广,势必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一部分企业家在运用《孙子兵法》时只能学其“形”而不求其“神”,具体表现为:简单的对号入座,蜻蜓点水式的浮浅照搬,乱点鸳鸯式的胡乱联系,强拉硬拽式的歪曲混淆和无原则的神化、泛化孙子。另一方面,少数所谓的孙子文化“专家”滥竽充数,出版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或推出有名无实的孙子兵法培训课程,使孙子兵法商业应用走向种种误区。正因如此,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兵法经营展开理性的反思。如:李零教授极力反对孙子文化应用中的急学滥用现象,强调要按古文献的方法原原本本读书;刘庆教授提出,“运用兵法经营理论时,应充分认识到战争与商业竞争的本质区别,兵法理论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有其不可跨越的禁忌,要避免肆意跨越道德底线”。(《兵法经营理论:适用与禁忌》)吴如嵩教授则提出建立“兵法经营学”的主张,强调要将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现代经营理论各自的体系打碎,经过仔细分析研究,在提炼二者共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这些见解都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客观地讲,对兵法谋略在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可否认,但也不能过分夸大。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化的管理规范、管理流程和相应的契约法律体系,兵法只有以它们为基础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就兵法思想与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是主体,后者是辅助,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且不可本末倒置。对此,很多人曾经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学者苏培鑫认为:“孙子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定性层面的原则与智慧。在科技、信息高度发达,市场竞争变化迅速的今天,单纯的经验主义判断和定性推理在一些情况下已无法做到资源优化配置,无法找出策略启动的最佳时机。在这点上,在西方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量化、标准化、程序化的企业运营模式,具有勿庸置疑的科学与实用价值。为此,借鉴《孙子兵法》的竞争智慧,还应将其与现代经济、管理相得益彰。”(《孙子兵法与商战之法》)
    兵法经营学  “所谓兵法经营,就是把《孙子》等兵法思想移植、嫁接、作用于工商经营管理、经商行销,使工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获成功、获胜利。”(杨先举《兵法经营刍议》)就此而言,兵法经营学就是研究中国传统兵学理论在经营活动中运用的学问。“兵法”,在中国古代指治军用兵的原则和方法,类似于现代军事术语中所说的战略、战役法和战术(论述兵法的著作称为兵书,与兵法二者通用)。“经营”,是指与企业商务活动有关的实现企业在市场上运作的各种内外活动,具体包括企业竞争与企业管理。“兵法”与“经营”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比如,以功利为目的的竞争性、决策的预见性、谋划的宏观性、信息的盖然性、投人的风险性、实施的灵活性等等;“兵法”与“经营”也具有异质性,兵法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经营的目的在于赢得客户,赢得市场。兵法与经营的相通性与异质性决定了兵法经营实践的特色与价值,也决定了兵法经营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基本取向和研究范围。从研究内容上说,兵法经营学主要探讨兵法与经营的本质及联系、兵法经营的历史渊源与经验教训、兵学经营的理论体系构建、兵法经营的局限与禁忌等。从研究取向上说,兵法经营学既要对兵法经营哲学、兵法经营学理论进行探索,也要对具体的管理原理、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进行探索。从研究的时间维度上说,兵法经营学既要注重对古代传统兵学应用经验的提炼和继承,又必须对当代兵法经营实践进行提炼、归纳、萃取和创新。从研究的空间维度上说,兵法经营学既要注重总结中国特色兵法管理思想应用的理论与实践,也要根据西方管理思想研究的新进展对兵法经营理论做出纠偏与补充。
    全胜经营学  全胜经营学由张军利先生提出。他热心企业管理研究,具有敏锐的观察目光和勤奋的钻研精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先生就南下深圳特区刻苦实践西方管理模式,同时注重研究分析中国管理文化的特色及深层次的文化根源,最终探索、构建出一个较为系统的全胜经营学理论体系。在张先生看来,所谓“全胜经营学”,就是将“全胜”理念贯穿于经营管理全过程,并以争取“全胜”为根本目的的经营学,它以老子的“道”为哲学基础,以孙子的“全”为基本理念,以《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体系为基本内容,融合当代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以求能够适应现代商业社会的需要。全胜经营学的基本框架分以下方面:一是立足于全胜、易胜的经营构想;二是立足于庙算、先胜的经营规划;三是立足于势胜、称胜的经营部署;四是立足于速胜、变胜的经营运作。在张军利先生看来,全胜经营学和西方管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基本理念、哲学基础、思维模式三个方面。在基本理念方面,全胜经营学把经营管理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因此从矛盾运动和实践的观点去实践和探索经营管理;西方管理学将经营管理看成是一个科学、静止的知识体系,因此从理论和模型构造的观点去研究和解析经营管理。在哲学基础方面,全胜经营学以“道家哲学”为哲学基础,关注“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即道)的运动变化;西方管理学以西方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为哲学基础,关注“事物本身”和“运作模型”(即逻辑关系)。在思维方式方面,全胜经营学以“辨证思维”为根本思维方式,融合西方逻辑思维,既注重宏观大势,又不失细节;而西方管理学以“逻辑思维”为根本思维方式,过分关注事物细节,陷入复杂、烦琐的模型、流程、方法中。因此说,全胜经营学是和西方管理完全不同的经营哲学和管理学理论体系。
    兵法经营学理论体系  战争与竞争的同质性决定了兵法理论与经营理论可互为借鉴。然而,企业家们常以兵法中的只言片语参悟企业经营,难免断章取义,不得要领,因此,有关兵法经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应该是《孙子兵法》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用的主要难题之一。对此,李世俊、陈炳富、周三多、李雪峰等学者在其著作中都有相关的论述,而纪洪波先生的《兵法经营学体系之构想》一文(《滨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则是为数不多的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学术文章。该文试图在兵法经营理论与实践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企业管理的双重语境下,从宏观和整体上对《孙子兵法》思想进行融合创新,构建兵法经营学理论体系,从而为广大企业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成熟的兵法经营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企业经营实践。其主要内容包括:借鉴孙子的“慎战、全利”思想,企业经营目标要体现“求全逐利、王霸天下” 的宗旨与愿景;借鉴孙子的“知胜、庙算”之道,企业战略决策要审时度势,校计索情,全面考虑影响决策的制约因素;借鉴孙子的“治胜”之道,企业内部管理要“修道保法、积形蓄势”,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最终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借鉴孙子的“致胜”之道,企业市场竞争既要“批亢捣虚”,“因形造势”,又要追求“不战而胜”、超越竞争,争取经营的最终胜利。
    兵法经营学研究范式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讲,整个兵法经营研究领域对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没有形成内在统一的范畴体系。当前的兵法经营研究主要以哲学思辨为主,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是通过思辨或归纳的方法得来的。就部分顶尖学者而言,他们主要采用思辨的方法,凭借对兵法经营的深刻认识,依赖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思维能力进行抽象的推理,进而总结出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就一般学者而言,则主要采用归纳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文献归纳,即依据一定的二手资料,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再加上个人观点,形成研究结论。但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基本上都是一个主观推理演绎的过程,缺乏必要的科学实证和量化分析,未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严密性及普遍性。同时,基于人文主义的质性研究也十分薄弱,未能从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的角度,注重研究的参与性、情景化、定性化及不可重复性。关于上述问题,纪洪波先生的《兵法经营学研究范式之构想》一文(《滨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曾做出专门探讨。该文首先分析了兵法经营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思辨、科学—实证、人文—理解”三种范式及其在兵法经营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继而归纳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间接研究四种研究方式及其在兵法经营研究中的规范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立足兵法经营研究尚处于前学科阶段的现状,重点探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式在兵法经营研究领域的兼容与整合问题,最终设计出“诠释(Interpretation)—构念(Theoretical costruction )—实征(Emprical research)—互动(Action research)”的兵法经营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
 
二、《孙子兵法》与统御之道
 
    “将道”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孙子兵法》十三篇乃是孙子呈献给吴王以作进身之用的。换言之,也就是一种自我推销的工具。他要告诉吴王,自己确实具备大将之才,并深悟将帅之道。这就决定了《孙子兵法》一书的主题是“将道”,是统御之道。孙子全面论述了有关“将帅五德”、“将有五危”、“静幽正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等选将、论将思想,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将帅理论体系,尽管这些理论受其时代的限制有其自身的局限,但从指挥者素质和修养的角度看,其普适性和超越性对现代领导者又不无启示。目前,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李金松著《孙子兵法与领导艺术》(开明出版社出版1992年版);刘学启主编《孙子兵法与现代领导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管正编著《孙子兵法与行政管理》(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刘伯健主编《孙子兵法与领导决策方略》(1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谭晓明编著《孙子妙语论管人》(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
    五德兼备  原文见《计篇第一》之“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所谓“智”就是智慧,知识渊博,多谋善断,能正确认识事物,预见战争形势变化,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战胜敌人的能力;所谓“信”就是诚信,在军事事务管理中,言出如山,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所谓“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所谓“勇”就是果敢,在战争危机时刻,理性决策,勇于决断,不避风险;所谓“严”就是威严,在战场和军队日常管理中,严明法纪,严格执法,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五条为将的标准,都包含有道德方面的内涵,后人习惯上称为“五德”或“五德兼备”。“五德”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战争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梅尧臣解释说:“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五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何氏在注解中也说:“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才,将之体也。”就现代领导工作而言,这五条内容也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当然,“五德皆备”并非要求领导者都是“全能将军”,而是说五德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和标准。在此标准约束和指引下,一名领导者应扬长补短,勤于学习,勇于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才能成为一代跨世纪的优秀领导人才。
    上下同欲  原文见《谋攻第三》之“故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这句话主要反映了孙子的道胜思想。孙子所讲的“道”是什么呢?《计篇第一》给予了明确的回答:“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注重的是以“仁本”或“道义”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走向可以改变战争的力量对比,也可以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格局。孟子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在现代领导管理工作中,孙子以“道”为首的战略指导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宫玉振曾谈到,“一个好的‘道’构成了一个团体或组织真正区别于对手的独特资源,它可以为每一个成员明确前进的目标,使个体的能量集中起来并释放到同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性的力量,进而构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因为,这种‘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组织的内耗,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使团体上下形成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最终为了组织的远大目标而忘我牺牲,无私奉献,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诱惑,都不离不弃。”(宫玉振:《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
    唯民是保  原文见《地形第十》之“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这里的“民”是指百姓,“主”指君主(代表国家),这实际上就是把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将帅指挥作战的唯一宗旨,一切军事决策与行动均应建立在民众利益的基点之上。这是一种至高的政治理想境界,其主旨在于,立足残酷的战争现实,从集体权利的意义上体现人道精神。王联斌先生曾指出:“重视集体的价值,重视作为集体性的生存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是孙子兵法军事人道主义最合理的内核。”(《走向安国、人道与和平——孙子兵法道德资源对现代世界文明的价值》)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竞争渗透于任何一个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也隐藏着贫富悬殊、弱肉强食的危险,贫穷和毫无希望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会影响党的威信和声誉,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崛起与振兴。所以,作为现代领导者,必须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自己的唯一责任和最高价值目标。总之,“集体性的人道关怀高于一切”,这不仅是孙子的政治理想追求,也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
    静幽正治  原文见《九地十一》之“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这句话主要反映将帅或领导者的性格修养要求。“静”,意为沉着镇定,杜甫曾称赞诸葛亮“指挥若定失萧曹”,一个优秀的将帅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章政通:《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幽”,意为深谋远虑,藏而不露,举止行为深隐难测。从深层次讲,“幽”反映了一种高深的以静制动的统帅品质,更反映了一种中国管理区别于西方管理的高层境界。“正”,意为公正无私,对领导者而言,就是以身作则。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褚玉兰,张大同:《兵法经典新解》)“治”,意为条理井然,指的是将帅治军作战要耐心细致,有条不紊。战场上,战机转瞬即逝,如果将帅在指挥中杂乱无章,抓不住要害,作风拖沓,那么,轻则失去歼敌的机会,重则被敌所歼。总之,借鉴孙子的上述思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领导者,既不应像刘备那样“怒而兴师”,也不应像关羽那样“大意失荆州”,要时刻加强道德修养,进行性格重塑,并以知识和实践为基础,修成“静以幽”的性格情操,最终达到“正以治”的管理效果。
    将有五危  原文见《九变第八》之“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所谓“必死”,是指将帅有勇无谋,一味拼死,做出无谓牺牲;所谓“必生”,是指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最后容易被敌人俘虏;所谓“愤速”,是指将帅性格急躁,易怒偏急,会因不堪受敌人的侮辱而遭诱杀;所谓“廉洁”,是指将帅因高傲自恃、沽名钓誉而被动受困;所谓“爱民”,则是指将帅对于百姓无危不救、无援不应,因小情而误大局。孙子认为,这五个方面都是将帅不懂得变通、一味固执的表现,因而也是造成“覆军杀将”的根本原因,必须高度警惕。上述思想对当今的领导者提高自身修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代人才学证明,领导者的管理行为是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同一种性格在不同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可能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即使是一种好的性格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可能成为缺陷。如冲动性和坚持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的,但如果冲动性太强就可能表现为急躁冒进,坚持性太强就可能表现为顽固保守。真正完美的性格,应是一种不因强烈的感情而丧失平衡的性格。因此,领导者在工作中要力求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无论做任何什么事情都不可因个人性情而过于“执着”,凡事留有充分的余地,避免因走极端而导致失败。
    兵有六败  原文见《地形第十》之“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这六句话表面上是总结了六种军队失败的情况,而实际上主要讲的是军队或团体内部组织力量失衡的问题:或官强而兵弱;或兵强而官弱;或将与官之间不合;或队伍阵脚自乱。这些现象不仅古代军队中有,在现代行政管理中也大量存在。孙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领导者组织指挥自己的力量,不能只强调官强,也不能只侧重兵强,一定要全面分析团体内部力量的结构成分和它们组合搭配的情况。有时候,往往你掌握的力量不小,掌握的资源也不少,就是因为组合搭配的不合理,结果效能锐减,导致失败。
    治众如治寡  原文见《势篇第五》之“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所谓“分数”,指的是“军、旅、伍、卒”等军队编制的确立,而“形名”则指的是“金鼓、令旗”等指挥信号的设置。在孙子看来,这两者是军队“治乱”的基础,也是战争制胜的基础。此种思想在《吴子·治兵》中也有详细的阐述,魏武侯曾经问吴起,“兵何以为胜?”,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 魏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吴起回答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禁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孙子这一组织结构思想对当今的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所谓“组织”,是一种工具,用以发挥人的长处,并中和人的缺点,使其成为无害。进一步而言,管理有促成的特性,无论是军事对抗还是商业竞争,好的管理组织能使人员间更有效地分工,更好地协作,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这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最早提出“人力资源”概念的戴夫·乌尔里克曾经说过,现在唯一剩下的有竞争力的武器就是组织,因为那些传统的竞争要素,如成本、技术、分销、制造以及产品特性,或早或晚都能被复制,它们无法保证你就是赢家。在新经济中,胜利将来源于组织能力,具体包括速度、响应性、敏捷性、学习能力和员工素质等。
    令文齐武  原文见《行军第九》之“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所谓“文”是指教育、爱抚、感化、奖赏等管理方法;所谓“武”是指纪律、约束、惩罚等管理方法。后人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令文齐武”。它是孙子治军思想的核心内容,对领导者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纵观人类古往今来各个不同领域的管理方法,都离不“文”与“武”这两个字,或者说都这两个字的具体展现。“令文齐武”的原则之所以在管理学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行为在接受控制时的基本规律。从本质上讲,“文”与“武”这两个字是针对人类本性和行为发生基本动因而提出来的。人有精神追求的一面,也有物质追求的一面;有其理性的一面,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有趋利的一面,也有避害的一面。“文”是一种作用于道义的力量,强调思想心理的作用结果,控制着人的精神追求,左右着人的理性施向;“武”是一种体现于物质的力量,强调有形的生存性的作用结果,控制着人的物质追求,左右着人的非理性施向。“文”是基于趋利上的诱导;“武”是基于避害上的制服。
    深入则专  原文见《九地十一》之“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其主要思想就是要求将帅要通晓“为客之道”、“人情之理”,即利用异国作战的特殊环境和条件,造成军队共同的危机感,激发士兵强烈的求生本能,从而产生强大的战斗力。孙子在本篇中还谈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这些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危机管理”。这样的思想用之于现代企业竞争,就有所谓“救灾式管理”、“饥饿式管理”、“末日式管理”之说。美国企业界认为,如果一位经营者不能很好地与员工沟通,不能向他的员工们表明危机时时存在,那么他很快就会失去企业自身的激励机制,因而也会失去效率和效益。这样的观点是有科学根据的,人体生理学告诉我们,人在高度危险的环境中,其血液中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量会陡然升高,从而使肌体产生出比在正常状态下更多的功来。换言之,当企业员工个体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为了摆脱灾难,他会产生一种在常态条件下不可能有的抗争之力。当然,对孙子危机管理思想的借鉴,也要剔除其糟粕性的“愚兵”成分和内容,最终以现代人本管理思想为根基。
 
 
三、《孙子兵法》与武术
 
    武术与兵学  武术与兵学都是在战争中孕育的文化形态,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从形而下的角度讲,武术与兵学都含有将对象不断二分的思维方式,他们都建立在对人心、人性的洞察基础之上。从形而上的角度讲,武术与兵学都从哲学层面关注天、地、人的关系问题,强调三者的协调与和谐。而从历史文化根源上看,二者都与人类社会的暴力行为及其认知观念有关。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存在两种旨在追求个人和集团生存的暴力行为,即个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和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武术技击的产生,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促使了军事战争的形成。由此可知,这两种同源异流的暴力对抗形式,必然在对待暴力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有着诸多相似性的认识,这正是兵法理论与武术理论具有共通性的根源所在。武术理论家乔凤杰认为:“同源的武术技击与兵法理论,必然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已经隐含了两者在日后的发展中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可能性。但必须明确的是,纯粹的武术技击与古代军事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要战胜对手,消灭敌人。没有外来规范的这两种生死搏斗之间的交流,最容易发生也最容易产生效果的部分,必然是在斗争手段与对抗战术方面。”(乔凤杰:《正出而谲用——“武术与兵家”研究之一》)
    越女论剑  “越女论剑”的故事记载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其中越女有言:“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这段话中的前一句意思是说:“手搏的技术在于:精神的专注和身体的放松。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而一旦得到战机就像猛虎扑羊一样迅猛出击。”这与《孙子兵法》“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十一》)一语颇为类似,二者都是强调在战场临敌之时,要表面上安静柔弱如女子,使敌人看上去没有任何威胁,但实际进攻时则要像脱兔一样迅速,使敌人来不及抵抗。而后一句的大意则是说:“调整好形态和气息,让其随着精神的调度而随心所欲,意到气到力到,一气呵成。对方进攻我,就像追赶太阳一样,看似就要追到了,而实际上怎么也碰不到,永远遥不可及。我进攻对方,就像追魂索命一般,我的剑和对方的要害如影随形,不管对方逃到哪,怎么逃,也不管对方如何防守,如何抵挡,我的剑都刺在他的要害上。” 这与孙子的“用兵于无形”的思想又有一脉相通之理。孙子注重“示形”,而其最高境界则是“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即要善于巧妙地诱使对方的力量为自己所用,使对方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被牵着走,最后不露形迹地制服对方,达成目的。正所谓“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虚实第六》)
    庄子喻剑  战国时期的庄子也曾以兵法为喻论剑道。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庄子·说剑篇》)。这与《孙子兵法·军争第七》的“示敌以弱、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等思想一意相通。在此篇中,庄子还谈到剑有三种,即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所谓“天子之剑”,即“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这实际上就是孙子“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亦即从大战略出发,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和要素以夺取天下。所谓“诸侯之剑”,即“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中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这颇类似孙子的用将与伐交思想,即任用贤士,笼络豪杰,结交诸侯,以求得霸业。所谓“庶人之剑”,即“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这实际就是被孙子视为下策的“伐兵”与“攻城”策略,即主要靠武力取胜。从整篇的宗旨来看,庄子委婉地指出赵文王的所为实际上是“庶民之剑”,而希望他能成为“天子之剑”,实际就是孙子追求的“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的道胜境界。
    司马迁论剑  在中国孙子学史上,最早为孙武立传的人,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不仅大体了解孙武的生平,熟读孙武的著作,而且能够借用《孙子兵法》的观点,来评价军事历史人物,从而成为最早研究《孙子兵法》的史家。有意思的是,司马迁为孙武列传,是通过论剑道来肯定和突出这篇传记的写作宗旨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为将之德”论述了《孙子兵法》与剑术的关系,强调没有诚信、廉洁、仁义、勇敢的优秀品格是不能谈兵论剑的,剑术家必须像为将者那样能够做到“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有“君子之德”,并能达到“道”的境界。他又说“兵者,万人敌;剑者,一人敌。然止戈为武,旨在救人,不在伤人。故‘兵’与‘剑’,非有‘信、廉、仁、勇’之德性,则不能‘传论’也。”
    岳飞与岳家拳  岳飞(1103年—1142年),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汤阴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军事家、武术家,可以说是一位武术与兵学兼通的人物。在宋人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岳飞自幼即读《孙子兵法》,且能熟悉和深刻领悟孙子的兵学思想,这可从岳飞在与同时代人谈话中的军事指挥言论以及他统率十万大军百战百胜的辉煌战绩中反映出来。比如,大将张俊曾问岳飞“用兵之术”,岳飞回答道:“仁、信、智、勇、严”。这与孙子所论:“将者,智、信、仁、勇、严”(《计篇》)内容完全一致,只是五要素次序排列不同。又如:孙子尚智,而岳飞也注重以智取胜,岳飞曾说: “为将无谋,不足以搏匹夫。”张所曾问岳飞:“汝能敌几何?”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栗枝曳柴以败荆,莫赘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岳侯传》卷二〇七)东京留守宗泽授岳飞以阵图,岳飞观后,根据自己的作战实践经验,辩证地回答道:“阵,而后战,兵之常法耳。然变而不可拘者,运用之妙存于心也。”(《岳坷.鄂国金佗续编)卷二三)宗泽因此对岳飞刮目相看,认定岳飞是个奇才。另一方面,岳飞又是一个著名的武术家,他亲手所创的岳家拳具有古朴无华、势劲力猛、快速紧凑、技击实用等特点,至今仍在湖北省黄梅,广济、蕲春等地流传。他那句传颂千古的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向来被认为是对神奇的军事指挥艺术的高度概括,其实又何尝不是对岳家拳技击方法的至上要求呢?
    陈氏太极拳  据陈氏家谱记载,太极名家陈玉庭,早年也是一位统兵打仗的将领。他退伍还乡后,以陈氏家传拳术和戚继光所创编的长拳三十二式为素材,以太极思想为指导,融合《孙子兵法》等兵学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太极拳的攻防套路。由此可知,陈氏太极拳技法与《孙子兵法》理论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如《陈氏太极拳汇宗·用武要言》曰:“拳术如战术,击其无备,袭其不意,乘击而袭,乘袭而击。”;“钓棚逼揽人人晓,闪惊巧取有谁知,佯输诈走谁之败,引诱回冲致胜归。”这其中的“击其无备”、“佯输诈走”完全符合孙子“兵者,诡道也”(《始计第一》)的用兵思想。《陈氏太极拳汇宗·用武要言》曰:“捶自心发,拳随意发,总要知己知彼随机应变。”;“二人相敌,性命所关,外观诸人,内观诸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明显是借鉴了《孙子兵法》的知胜思想和应变思想。另外,《陈氏太极拳图说》曾从“以柔克刚”的角度论述孙子“避实击虚”的用兵原则:“如人来击我,其势甚猛,我则不与之硬顶,将肱与身与步一顺身卸下,步手落彼之旁面,让过彼之风头。彼之锐气直往前冲不顾左右,且彼向前之气力,陡然转之左右甚不容易,我则以旁击之,以我之顺力击彼之横而无力,易乎不易?吾故曰:克刚易,克柔难。”总之,从陈氏创拳者的技击战略轨迹中可以看出,陈氏太极拳明显的吸取了孙武的兵法理论。
    戚继光(1528年—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今蓬莱市)人。戚继光是将门之后,自幼在登州随父习文练武,十七岁袭武职,终身从戎,南平倭寇,北御鞑靼,所向无敌,为国为民立下卓著功勋。他根据实战需要,综合当时多家著名拳法中的踢、打、摔、拿等技法,精心创编了戚家拳,并“择其善者三十二势”,编入《纪效新书》卷之十四,即“拳经捷要篇”,后世称之为“戚家拳”。另一方面,戚继光对推动《孙子兵法》与拳术的结合也有着突出的贡献。他认为:“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纪效新书·自序》)意思是说,孙子所写都是纲领性的军事理论,其内容精微之至,已不可再妄加填补,但对于具体操作事宜,如士兵训练、攻城、守城等技术问题则没有涉及。戚继光的著作《纪效新书》正是要在孙子“纲领精微”的基础上解决具体细节问题。该书的第14卷——《拳经捷要篇》,是目前唯一的一部史料与拳法具备充分借鉴了兵法思想的明代武术专论,他在平定倭寇的过程中所创造的鸳鸯阵法更是兵法与武术相结合的经典成果。兵法与武术的联系由此可窥见一斑。
    乔凤杰  1969年生,出生于武术世家,从小习武。199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体育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河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大学第四批学科带头人,河南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以研究武术哲学、武术与传统文化、武术技击见长。乔凤杰著有《武术哲学》、《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等武术理论专著。其在《山东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本然与超然———论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一)》 、《本然与超然———论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二)》,分别见2005年第2期、第3期。后来,乔先生又在《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系列文章:《正出而谲用—— “武术与兵家”研究之一》(2006年第3期)、《谨养而治气—— “武术与兵家”研究之二》(2006年第4期)、《致人而不致于人——“武术与兵家”研究之三》(2006年第5期)、《因敌而制胜———“武术与兵家”研究之四》(2006年第6期)、《因敌而制胜———“武术与兵家”研究之四》(2006年第6期)。上述成果都详细论证了传统武术与《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佟庆辉  1950年生,中国著名武术家、武术理论家、全国七大技击家之一、中国武术八段、世界搏击协会散打九段,曾任中国武警散打队教练。同时,他又是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员。1991年10月,他与万怀玉合著的《谈孙子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谋略在散打中的运用》一文,在“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论文报告会”上入选为大会报告论文;1992年4月,他再次与万怀玉合著的《孙子诡道谋略及在散打竞技中的运用》一文,在“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学术论文参与会议交流,并被编入《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佟庆辉与万怀玉合著出版《散打与孙子兵法》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该书中,作者根据教学经验对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散打训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将孙子谋略思想与散打擂台上的竞赛实例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人们信服地看到《孙子兵法》完全可以成为“运动员智慧的源泉,取胜的法宝”。
    周世勤  1941年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十三中,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周先生习武六十余年,是中国武术高段位八段、武术一级裁判。他曾担任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武协孙式太极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武协吴式太极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李式太极拳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周先生不仅在武术研究领域有深厚的造诣,而且对武术与传统文化及传统兵学的关系亦有深刻的见解,曾撰有《孙子兵法与传统武术招式》(《中华武术》2005年第8期)的专文。周先生在该文中曾谈到:《孙子兵法》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意思是可以采用进攻战略,主动进攻对方;也可以采用防御战略,制胜对方。这两种战略思想和实施原则在武术中,则表现为“主于博人”和“主于御敌”两种攻防技击方式。例如长拳短打和少林拳都是“主于博人”的典型拳术。这类拳术的特点是“冷、弹、脆、快、硬”,动作刚劲有力,迅猛快速,讲究以手快打手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硬打硬进,所向无敌。而太极拳就是“主于御敌”的典型拳术,太极拳圆和柔缓,推手时讲究“舍己从人”,不与人顶抗,以内劲击发对方。
 
四、《孙子兵法》与弈棋
 
    兵、棋渊源  棋类的产生与战争直接相关,模仿军事是其最初的功能形态。原始社会末期,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部落之间开始有了争夺土地和水源的战争,于是也就有了占领土地大小为目标的“围”(棋)的模拟战争,其中占地空间的范围决定于水源的有无,也就是“眼”的有无,“眼”就是水源,至今打一口水井仍叫打一“眼”井。历史上“尧制围棋”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原始社会已有围棋的事实及其与兵法的关系。另一方面,象棋又明显是古代战斗生活的一种形象反映,也是我国古代兵战和兵种名称所留下的宝贵“史料”。例如:象棋中的“车”、“马”,是因古人有车战和马战而产生,“兵”、“卒”是因步兵而产生,象棋棋盘上兵的数目为“五”,并规定了有进无退的步法,这可能是因春秋战国时代兵制上有“五人为一伍”之制,并有作战时士兵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法令。“炮”作为象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人认为,“炮”是宋代才增入的,理由是真正的火器(包括火炮)是在宋代出现的。但是,众所周知,象棋中的“炮”,一直写作“砲”,从“石”而不从“火”,它是来自抛石机之“砲”,而不是宋代以后的火炮,所以,可以断定,“炮”最晚在唐代中叶以前,就已经出现在象棋中了。可见,既然棋类的产生与战争活动密切相关,那么将兵法运用于弈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兵、棋一理  棋者,奕也。“弈”中的机智、果敢、灵活、充分体现了传统兵学文化的谋略思维、辩证哲理和对抗艺术。因此,棋类作为竞技游戏,其形态、着法、规则在所有脑力竞技中最接近军事。东汉桓谭在《新论》中指出“俗有围棋之战,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他把围棋比作用兵,认为“高明者从全局出发,胸怀大略而胜券在握;低能者则贪求小利,目光短浅,为争一子而失先机”。东汉的马融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他在《围棋赋》中讲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萧统文选》)意思是说,围棋的谋略之法,源于用兵,三尺棋盘,就是战斗场。兵法与象棋也颇具相通之理。《孙子兵法·军形第四》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在己,可胜者在敌。”这恰如象棋双方棋力相等,我方谨慎防守,则可成和棋;但当对方出现漏洞、错着、虚处,我方则可乘势攻击对方,必能获胜。《孙子兵法·兵势第五》讲究战势、用势,“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象棋进入中残局之后,也讲究态势,注重如何舍子取势、丢卒保车、运子蓄势、弃子入局,使对方上下、左右不能相顾,而被我方击败。《孙子兵法·虚实第六》有言:“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象棋棋面错综复杂、变化无穷,没有固定的模式。如何把握全局朝着自己有利的局势发展,并借机攻击对方的弱点,以取全胜,正体现了一个棋手机敏灵活的天赋。
    兵家善弈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家、政治家弈棋的传说,它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理论对下棋的深远影响。如三国时期魏国的丞相曹操是个围棋高手,他视棋如命,经常在忙碌的政务、军务闲暇之际与人下围棋,以此为乐。蜀国的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以琴、棋、书、画自娱,陶冶出治国安邦的雄韬伟略。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奕棋的故事更是流传甚广。383年,苻坚亲率百万大兵侵犯晋朝,京师震动。谢安受命后却一如往常,终日沉浸于琴、棋、诗、酒之中。其侄子谢玄焦虑,入帐问计,谢安毫不在意地回了句“我自有方略”,便再不言语。当夜,谢安突然密传众将,商议军情,部署任务,各当其任,最终以八万之众破苻坚的百万大军,取得淝水之战的大捷。大兵压境,谢安胸有成竹,是因能从棋理中悟出稳操胜券之道。他那深藏不露,临危不惧,以静制动的帅风,正是从弈棋中修炼出来的。近代我党的许多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也爱好下棋并能以棋喻兵。如陈毅元帅就是位围棋爱好者,他下棋同他作战风格一样,喜欢采取包围战术,经常开展猛烈进攻,整块整块地吃。他从来不悔棋,也不让别人悔棋。陈毅认为,棋盘就是战场,要认真对待,如果把这当儿戏,举棋不定,乱投子,那死了活该。人要看人品,下棋也要看棋品。
    《敦煌棋经》  北周写本《敦煌棋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经。大约一千四百年前,即南北朝时期的北周之时(557年—581年),一位佚名先贤在写有佛经的羊皮背面手写下棋经一卷。因其被发现于敦煌藏经洞,故名《敦煌棋经》。在本书中,作者把《孙子兵法》的一些战略战术思想巧妙地用在下棋上,精辟地论证了兵、棋相通之理,强调下棋之要诀在于斗智、敏捷、灵活,反应要快,审查要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敦煌棋经·诱征第一》告诫棋手:“势若已输,自牢边境。贪则多败,怯则多功。”这充分反映了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先胜思想;《敦煌棋经·诱征第一》中又说:“不以实心为善,还须巧诈为能。或意在东南,或诈行西北。似晋君之伐虢,更有所窥;若诸葛之行丘,多能好诈。”这完全符合了孙子“兵者诡道”的用兵原理;《敦煌棋经·势用篇第三》还谈到:“犹生犹死之势,余力之能。或劫或持之棋,自由之行。胜者便须为劫,而有劫子之心。弱者先持,而有输局之意。”即是说,在最后阶段,如果遇到似死似活,或者可死可活的复杂局面,应当鼓足余勇,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拼搏,力求超常发挥,此正所谓孙子“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再现。
    《围棋十诀》  顾名思义就是下围棋时的十句口诀,也是下围棋的一种经验总结和积累要素,原文最早见于南宋,创作者不详,传说是唐朝国手王积薪所作,但无从考证。《围棋十诀》从军事角度观察和思考围棋,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具体内容就是:一、“不得贪胜”,即不要走不讲道理和过份的棋。二、“入界宜缓”,意为打入对方阵势要徐徐图之,不求一击而得逞。三、“攻彼顾我”,意为将要攻击对方时,要想到自己的安危与发展以及与全局的配合。四、“弃子争先”,即不要因小处纠缠而丧失“先手”的主动。五、“舍小就大”,是指所下的每一步棋都会有所得,但是要选价值最大的那步棋走。六、“逢危须弃”,专指形势不利或自己的棋已经危险时,就须放弃,放弃的越早损失越小。七、“慎勿轻速”,专指对局时的态度,即要重视对手,小心谨慎,不要凭主观意志盲目出手行棋。八、“动须相应”,指下棋时要有全局观念,时时刻刻都要将全局的形势放在首位,局部要和全局呼应配合。九、“彼强自保”,指对方在某一方面有优势时,要准确判断准对方强在哪里,其弱点又在哪里?搞清楚这些是决定如何自保的前提。十、“势孤取和”,是指己方势力弱时,应采取灵活、调和的方针。细作分析可知,这些要诀几乎非常全面地汲取了《孙子兵法》中的用兵原则和战略战术思想。此外,宋人刘仲甫也有《棋诀》篇,分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部分。他在结尾处强调说,下棋与用兵相似,大体合孙武、吴起的用兵之法。
    《棋经十三篇》  在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年—1052年),棋界出现了一部棋战与《孙子兵法》相结合的著作——《棋经十三篇》,张拟撰。在该书序言中,作者一开始即引用东汉桓谭的“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之语,然后说“弈棋之道,从来尚矣”,说明探求棋理这件事,是源远流长的,紧接着说明作者论著的意图和体例是“取胜败之要,分为十三篇,有与兵法合者,亦附于中”。可谓是“以兵法起”,“以兵法结”,最后“仿兵法而论弈棋之道”。其整体内容分别是:论局篇第一,得算篇第二,权舆篇第三, 合战篇第四, 虚实篇第五,自知篇第六,审局篇第七,度情篇第八,斜正篇第九,洞微篇第十,名数篇第十一,品格篇第十二,杂说篇第十三。《棋经十三篇》内容丰富,论述深刻,与历史上其他棋艺著述相比较,有着具体、全面、系统、深化的特点。比如,张拟强调下棋应该有所取,有所弃,不能贪小利而失大局,而且要能看出对方布局的虚实;要活用《孙子兵法》所说的“以迂为直”、“速战速决”、“利而诱之”、“围而歼之”等兵法原则。上述理论继续发展了前代围棋理论的精华,巧妙运用了孙子思想来指导下棋,这在围棋发展史是十分有创意的。
    《象棋三十六计》  蔡伟林邱志源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以《三十六计》为主要依据,参照《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圆机》等兵法著作,按“三十六计”的数序,采用众所周知的成语定名排列。每一计名前冠以一段兵法,次作解语,再加译文、新解及棋解。全文结合兵法的刚柔、奇正、攻防、彼已、虚实、主客、劳逸等范畴,选用象棋实战中一些精彩而又典型的局例,配合兵法理论加以阐述,辩证地体现了象棋技术、战术的应用。当代围棋高手马晓春,也曾结合自身体验,著成《围棋与三十六计》,精辟透彻,深得广大棋艺爱好者赏识。
    《象棋指归》  贾题韬著,民国三十年(1941年)出版,1986年由蜀蓉棋艺出版社再版。这是中国象棋第一部与《孙子兵法》相结合的著作。贾题韬(1909年—1995年),号玄非,法名定密,清宣统元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赵城一个富农家庭。贾老是著名象棋理论家,是中国象棋理论的奠基人,曾任中国棋类协会委员、四川省棋类协会副主席等职。其所著《象棋指归》,深受象棋爱好者的欢迎,后来被新加坡象棋学会列为“古今象棋十大名著”之一。在该书中,贾老将孙子思想与象棋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如他在《视察战场——棋盘》一节曾引用孙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论述来比喻下棋,他说:“关于此点,历来棋谱向未道及,惟操子较久,技术较高者,乃心知其意,观其各子布置之地位,即可知其艺术之高下。”
    “孙子兵法棋”  这是一种最近研制成功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谋略和智慧的棋,已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ZL01262039.4)。该棋经79位业内专家的评估调研和尤里卡国际荣誉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被授予布鲁塞尔第51届尤里卡世界发明金奖,并纳入2003年“尤里卡重点项目开发计划”。该棋由1个标有进度分值的棋盘、6个谍卡、24个棋子组成。棋子和谍卡共有七种:旗、阻、车、马、炮、兵、谍。由于棋子正反面颜色的不同,每个棋子都具备着双重使用身份。弈棋中,通过俘虏对方棋子让主棋、副棋对照,就可以模拟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的最高军事理念。值得强调的是,“采用以攻城掠地的进度积分论胜负”,是该棋的一大创举,它十分巧妙的体现了《孙子兵法》深刻的谋略思想内涵。如常规棋种的棋盘都是一成不变的,而该棋中的“阻”使得每一局棋都不一样,下棋者必须面对千变万化的阵地,这不但再现了古代阵法,更体现了孙子“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避实击虚”、“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等战术思想。此外,由于采用了独一无二的间谍战设计,使得该棋明暗相间、悬念迭起、打破了棋类纯排列组合的常规,玩起来更加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趣味性。
    “兵棋推演游戏”  《中国国防报》2012 年11月20日,刊登了一篇专文——《严谨的战争游戏:兵棋推演》。“兵棋推演”虽然只是一种游戏,但对参与者的考验是相当高的。对弈的时候,各方根据骰子确定顺序,结合严格的时间设定,以回合制组织进行各方的作战行动。期间,玩家使用的地图虽然是平面,但是必须参照真实的地形地貌设计,以对对手的棋子充分发挥真实地形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棋子则代表了真实的作战单位,比如步兵连、装甲营等。如果双方的棋子在一个回合内互相“攻击”的话,还必须结合各自代表单位的破坏力、所处地形影响和概率理论等因素,计算出各自的损失情况。此外,部队的弹药粮食补给、士气和气象等因素,也被严格规范为影响兵棋推演的因素,并被列入游戏的计算当中,这可能会在游戏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可见,进行兵棋游戏推演的过程极其复杂和严谨,与一般游戏那种痛快酣畅的进行方式截然相反,也正是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其问世之后,很快得到了各国军方的重视。到了 19 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在建立起现代化军事指挥体系的同时,也将兵棋推演引入军队的教学和作战训练当中,作为一种高仿真性的模拟演习来加以对待。
 
五、《孙子兵法》与现代竞技体育
 
    体育与战争  竞技体育与战争活动,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相互影响和促进,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保持着特殊的亲缘关系。有学者研究表明,“体育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原始部落间的战斗。原始的军事训练早已与体育的萌芽融为一体,古代各国在为应付战争而进行的军事训练中,创造出若干流传至今的丰富的体育内容。”(郭其侨,周航:《通俗战役学》)例如,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田猎”等军事训练制度,还有为适应阵战而练习队列阵形的“武舞”。另一方面,许多现代体育项目本身就起源于战争。例如,现代足球运动便是如此。公元 11 世纪,英国与丹麦发生战争,打扫战场时愤怒的英格兰士兵为了泄愤,挖出敌人的头颅,狠命一脚,于是就从“踢头颅游戏”中诞生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世界性体育运动。从竞技体育与战争的共通性来看,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虽然没有战场上惨不忍睹的厮杀,但比赛中你来我往的攻防转换,教练员们的指挥若定,运动员们的阵前突破或协同防守,完全与战争的进程毫无二致。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冲突与竞技体育,都是以求胜为目的,以对抗为特点,以攻防为手段,以不断的运动为外在的表现形式。可见,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活动,竞技体育同样要服从制胜之道的基本法则,这是《孙子兵法》所揭示出来的用兵之道,可以广泛应用于竞技体育活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斯科拉里  国际著名足球教练,1948年9月11日生于巴西帕索凡多。有意思的是,曾效力巴西的克鲁塞罗队和帕尔格拉斯队,在球员生涯中没有任何成绩的他,在执教经历中却是一帆风顺,成绩斐然,曾多次率队获得世界冠军,而这与他喜爱采用《孙子兵法》思想研究足球战略和战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斯科拉里喜读《孙子兵法》由来已久,“战争”、“战斗”、“对抗”,这些军事用语是斯科拉里谈论足球的必用词,他认为,相对于“比赛”,这些词语能更贴切地形容足球竞技的战术特性。他曾经感叹地说:“战术的基础就是兵不厌诈,最高境界则是不战而胜。”2002年世界杯之前,他曾给他的队员每人发一本《孙子兵法》;在2006年世界杯葡萄牙对英格兰的比赛中,他灵活运用《孙子兵法》排兵布阵,最终率领葡萄牙队打进四强,并在战胜荷兰队之后,创下了率队在世界杯上取得十一连胜的惊人纪录。足球比赛是球类运动中人类体能和勇气对抗最激烈的项目,但它并不排除智慧与谋略的运用,斯科拉里的成功正是孙子思想能够适用于足球比赛活动的典型例证。
    菲尔·杰克逊Phil Jackson 美国著名篮球教练员。杰克逊执教NBA球队至今已经获得11次总冠军,而且他曾带领两支不同球队获得总冠军。杰克逊喜欢读书,每次到客场比赛,杰克逊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博物馆。杰克逊尤其喜爱东方文化和东方哲学,这其中就包括中国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按照每年的惯例,杰克逊喜欢赠书给自己的球员,而奥多姆受赠的书则是《孙子兵法》,禅师对此书的评语是:“这是本关于如何提升竞争能力的书”。杰克逊这样做,是其多年篮球指导经验及对兵法与篮球的关系深刻领悟的结果。篮球比赛也如两军对垒, 但在时间与空间上更为局限, 更表现出与军事活动相似的体能与智力高度统一的强烈对抗和竞争。从谋略角度讲,篮球场上的侦察与伪装、穿插与迂回、包夹与突破、内线尖兵突击、外线远程打击、阵地战、运动战、闪击战、麻雀战等一系列的战术运用实际上都是借用了兵家术语。正因如此,为了在比赛中抢得先机,合理地解决攻防矛盾, 许多著名的篮球教练都曾借鉴过《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思想,杰克逊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乒乓布阵兵法  乒乓球这枚凝聚了太多智慧的小球似乎与兵家的谋略更为结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团体赛中的排兵布阵。受中国传统兵家智慧影响的中国教练们,对虚实之道、奇正之理自有独到的见解,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巧妙安排,每每令外国教练们大伤脑筋。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员容国团就巧妙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的虚实思想、奇正思想以布阵。在预赛中,容国团主要用梁丽珍、李赫男两位直板选手出战,连战连捷;两名横板选手中除林慧卿参加了几场比赛外,郑敏之几乎被雪藏。决赛中,中国队遇到了老对手日本队,当两名横拍选手林慧卿和郑敏之出现在决赛场上时,日本队大惊失色,他们根本没有料到决赛的紧要关头中国队临时变阵。结果,日本选手在中国女将春风杨柳轻柔飘舞的削球面前,仿佛闯入一道冲不破的网中,考比伦杯终于第一次刻上了中国队的字样。无独有偶,第43届世乒赛决赛之时,蔡振华把在半决赛中连失两分的马文革派上场出任第一主力,令瑞典队主教练阿兰大吃一惊。事后,阿兰说:“赛前我认为中国人会让孔令辉上场,我也做了这方面的安排。可是,在抽签揭晓后,我一拿到中国队上场名单时,马上意识到又中了中国人的圈套。”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中国队的神智,来自人手一册的《体育竞技与哲学·孙子兵法三篇》(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是国家体委特意为中国乒乓球队编写的
已成为球队的镇队之宝。
    米卢兵法  博拉·米卢蒂诺维奇(Bora Milutinovic),1944年出生于南斯拉夫巴斯塔,足球教练,因带队多次上演“黑马”奇迹,被称为“神奇教练”。2000年,米卢执教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率领中国队从亚洲预选赛中出线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一圆中国足球44年来冲进世界杯的梦想。从现有的材料和信息看,米卢并不熟悉《孙子兵法》,但他在执教中国足球的过程中,却淋漓尽致地演绎了自己独特的兵法理念,新闻界称之为“米卢兵法”。而从本质上讲,“米卢兵法”与《孙子兵法》无疑是暗合与相通的。例如,《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谋攻第三》),对孙子这一重要思想,米卢不仅懂得它的内涵和意义,而且能够熟练地将其运用于赛场实践过程中。中阿之战前,米卢曾亲自到西亚收集情报,这些工作在当时并没有让人感觉到有多大的用处,但实际上,在米卢回来后就一直在研究如何遏制对方的优势,这种优势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那就是个人技术。为了在比赛中真正达到这一目的,米卢又灵活借鉴了孙子的虚实思想和致人思想,他在临近比赛的前几天就一直反复强调,对付技术好的球员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拼抢,只要在比赛中始终能以抢字当头,那么就会完全的遏制住对方的技术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克敌制胜的最终目的。
    《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谋略》  作者静柔,1991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指出:“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孙子兵法》的警句、箴言出现在日本狂热的棒球场上,运动员们对孙子兵法的警句、箴言能脱口而出。相比之下,我们孙武的故国对此研究的却很少,这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否则会重演清政府派留学生的悲剧,我们将无颜对古人,更有愧于来者。古为今用,军为体用。把《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精华用于现代竞技体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国古代的《棋经》和其它一些体育项目的战术思想很多都是源于兵法的。在我国竞技体育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用《孙子兵法》来丰富竞技体育的谋略思想,为其发展和理论的充实开辟一条新路。”从全书内容来看,整体框架共分为六篇,按顺序分别为:第一篇,组队——较计用谋;第二篇,训练——以迂为直;第三篇,赛前——知彼知己;第四篇,比赛——因敌制胜;第五篇,教练员修养——五德兼备;第六篇,管理——用人治众。应该说,这一内容框架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它既注重了竞技体育活动组织的基本过程和影响要素,又有机地贯穿了《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与兵学体系,从而为人们了解《孙子兵法》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路,便于人们在实践中借鉴和发挥。
    《孙子兵法与现代竞技体育谋略》  作者苏旭东,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有两大特点:其一,它不是以体育竞技方面的系统理论为线索进行论述,而是以《孙子兵法》中对体育竞技有较强指导意义的主要谋略思想为线索来进行整体设计,其具体内容包括总计、经营、教练、管理、攻守、奇正、虚实、争胜、训练、信息等十个部分。其二,该书在举证体育竞技中运用《孙子兵法》的实例时,不是根据道听途说、信手拿来的案例进行分析,而是选择有正规记录、有影响的、精典的竞技实例进行科学论证。比如,作者在阐述了《孙子兵法》的速胜思想及体育俱乐部快速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之后,举出如下实例进行分析:1994年出现第一批12支甲A足球俱乐部和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诞生以来,广东省凭借改革开放的优势,先后有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广州松日、广州白云山、佛山佛斯弟、深圳平安等6支俱乐部位居甲级,成为全国甲级联赛中队伍最多的省份。但在以后的经营中,广东宏远、广州松日、广州太阳神、深圳平安都迅速升居甲A,而佛山佛斯弟却因自身发展缓慢,屈居甲B,始终实现不了冲击甲A的目标,最终因成绩不佳、球市低迷而被财大气粗的厦门远华收购。作者的这一写作思路,符合现代竞技体育研究的内在规律,对《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研究的深入也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
    《篮球运动谋略》  宋丽媛、王铁成、宋丽娟著,2010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篮球运动谋略概论;第二章,训练谋略;第三章,赛前谋略;第四章,教练员谋略基本素养;第五章,临场智慧谋略;第六章,用人谋略。作者在“篮球运动谋略概论”一章中指出:篮球比赛,实际上是在两个赛场展开对抗,一个是无形的赛场,另一个是有形的赛场。双方在对抗的纵横交错的角逐中,如同“押宝”,施计用谋,诡诈之术在赛场内外见惯不惊,又如此符合情理与自然。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奇正相兼,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示假隐真,瞒天过海等欺诈行为司空见惯。由此得知,没有“诡道”便无以诱彼就范,没有“虚”则“实”不能呼应,没有“奇”则“正”无法相生。篮球对抗中双方教练员和运动员彼此施计用谋,以欺诈之变创造战机,制约对手,谓之篮球谋略。可见,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以孙子谋略思想的运用为重点,结合丰富的篮球理论与案例进行论证分析,并体现了如何使孙子“兵者诡道”思想贯穿于整个篮球比赛全过程的研究思路,从而在《孙子兵法》与体育竞技专项比赛结合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万怀玉  1947年生,辽宁抚顺人,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现任沈阳体育学院副教授、新闻学专业负责人。他曾参与《孙子兵学大典》和《孙子兵学大辞典》的编撰,著有《孙子兵学艺术》、《孙子兵法奥体竞技读本》等著作。其中,《孙子兵学艺术》第十章是关于孙子兵法与体育竞技的专题,包括对孙子部分语句及思想的体育应用解读及部分研究论文。《孙子兵法奥体竞技读本》系孙子思想与竞技体育结合的专门著作,全书分总论、战道篇、胜道篇、庙算篇、管理训练篇、胜战篇、败战篇、用间篇等八章内容。该书最大特点是以《孙子兵法》某一句原文为词条,然后逐条进行文义解读和应用分析,这样写的好处是内容细致清晰,便于他人借鉴,缺点是不利于孙子思想的整合应用。此外,万怀玉还发表有《谈孙子兵法主动权思想与武术散手竞技》(《沈阳体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孙子兵法心理战理论对竞技体育的指导》(《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智慧之光照亮竞技体育舞台——孙子谋略思想在体育竞技中的运用》(《滨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等研究《孙子兵法》与体育活动的文章。
    姚家新  1956年生,湖北当阳人,教育学博士。现任天津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兼任中国体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主任、国家精品课《运动心理学》负责人等职。著有《孙子兵法与竞技战术的理论审视》一书(双语),2007年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在其博士论文《竞技战术与孙子兵法及其哲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完成,使他成为国内外首位研究《孙子兵法》与体育运动关系的博士。该书主要内容共分五个部分:问题的提出、竞技战术概念体系的讨论、《孙子兵法》与竞技战术的基本原则、《孙子兵法》与竞技战术的思维范畴、《孙子兵法》与竞技战术的运用。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在区别分析竞技战术概念和军事战略战术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孙子兵法》与竞技战术结合的方法与途径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力求揭示体育竞技运动与军事活动的共同特征和内在规律,进而丰富现代竞技战术方法的具体内容,促进现代竞技战术理论体系的完善。该书堪称孙子战术理论与竞技体育战术理论有机结合的良好范例。
 
六、《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病
 
    兵医相通的机理  兵医相通的宏观机理,可以从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上进行解读。二者的第一个相通之处,就是整体观念。《孙子兵法》注重整体思维,如“五事七计”的战略谋划强调的就是以战争的全局为对象,进而掌握与战争有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要素。中医也十分强调整体意识。古人已经认识到: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各种系统组成,这些系统虽然包含着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但每一个部分都只有在系统中,才能具有自己的机能和属性。所以,对于治病,中医强调的是着眼于整体结构和系统的改善,通过调节和健全整个结构和系统的功能来达到治病的目的。医学与兵学的第二个相通之处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孙子用“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辩证阐述了战争的理论和原则。中国传统医学也以朴素的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如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所谓“辩证”即“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所谓“施治”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综观其整个理论体系,阴阳观、正邪观、标本观、病证观、常变观等,无一不体现出彼此间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
    《黄帝内经》  依托黄帝之名而作的《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其中有许多借兵家用语来论述医药之道的内容。如《灵枢经》卷八《逆顺》曾引兵法来类比针灸之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这里的“逢”同“蓬”。“逢逢之气”,是指敌人士气锐盛;“堂堂之阵”,是指敌人阵容严整。而“熇熇之热”,是指病人火热炽盛;“漉漉之汗”,是指病人大汗淋漓。整句意思是:“《兵法》上说:作战时,当敌人来势汹汹时,不要急于正面与之交锋,敌人阵容严整时不要急于马上出击;《刺法》上也说:病人热势炽盛时不要急于针刺,大汗淋漓时也不要针刺。”很明显,这是将战斗进攻时机与治病用针时机进行比照类推,强调避其锐气,随机应变的重要性。《灵枢经》的引文原自《孙子兵法·军争第七》“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阵)”一语。
    扶正祛邪” 东汉名医张仲景写出富含辩证哲理的《伤寒杂病论》一书,奠定了我国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被称为“医圣”。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阴阳观、正邪观、标本观、病证观、常变观等,无一不体现出彼此间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就拿正邪观而言,中医把一些致病的因素,都称之为“邪”。显然,想办法把“邪”祛除出身体,这就是“祛邪”。什么叫“正”呢?身体本身的适应能力、抗病能力,一般都叫做“正”。祖国医学有一种讲法,叫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意思是说,“邪”之所以能致人发病,是由于人的抵抗力衰减所致,也就是因为正气虚弱的缘故,叫做“正虚”。既然是“正虚”,就要用扶助正气的办法,这就叫做“扶正”。可见,中医“扶正祛邪”的基本思想与《孙子兵法》“以正合”的思想可谓有一脉相通之理。
    “智圆行方”  隋唐时期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提出的医学观点。孙思邈(581-682),唐朝京兆华原(现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又被后人称“药王”。为了阐明医家谨慎用药和治病的重要性,他曾经引用兵学的原则来比喻医道。在他看来,“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药物能治病,但如果用药不慎也会像轻率用兵一样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正如用兵不能过于谨慎一样,用药也并非越谨慎越好。为阐明此意,孙思邈进一步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仁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 “胆大”就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的气质;“心小”就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一样时时谨慎小心;“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可见,“智圆行方”无疑是孙子为将之德的一种良好体现。作为一个医生,既然有挽救黎民百姓之苦的愿望, 就应当机立断,勇于创新,为及时有效的抢救患者、祛除顽症承担一定的风险。
    “君”、“臣”、“佐”、“使”  从处方的角度讲,中医的药方搭配,很类似于兵家的排兵布阵。兵家布兵有奇、正之分,医家用药也有主攻与辅佐之别。所谓“君”药,即主药或主治药,是针对主症或病因而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这相当于兵家部署兵力的“正兵”;“臣”药,即辅药或辅助药,就是协助主药更好地发挥作用的药物;“佐”药,又叫兼制药,是指协助主药治疗兼症,或监制主药以清除某些药物的毒性和烈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使”药,又叫引和药,是指引导各药,起调和作用的药物,这三者均相当于兵家部署兵力的“奇兵”。有意思的是,这其中的“使”药用法又颇似兵家所用的反间计。明代名医吴球曾为一少年治病,当时,病人吐血如泉涌,诸药不效,生命垂危,吴球诊断之后,取病者吐出之血炒成研末,以麦冬煎汤服下,其血遂止。
    “力专效宏”  孙子在《虚实第六》中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是强调通过兵力的集中,造成我方明显的优势而迅速取得胜利。同理,医生在查明病情而后施治的过程中,也应集中药物和其他治疗措施,专攻疾病的关键之处。如医圣张仲景一贯的用药原则就是,所用之药必为“力专效宏”之品。现代名医施今墨先生也说过,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另外,医生用药还可借鉴孙子“势险节短”的思想,使药力一发功即有千钧之力,并使其效能迅速聚向一点攻击,不然药力要靠经脉相灌之循环运行而达病根所在,其节太长,药力就会衰减了。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孔伯华先生所开药方特点即是如此,人们形容其用药如“虎啸龙腾”一般气势恢宏。先生擅用石膏,有时用量达数斤之重,虽用量惊人,却常有起死回生之妙,足见其辨证用药之法极其精准,而且对病情的把握也能做到成竹在胸。
    司外揣内”  孙子在《行军第九》中曾总结出所谓的“三十二相敌之法”,其宗旨乃是强调通过观察表象而认识敌人实际动向的重要性。“相敌”用今天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同理,病情也有许多表面现象,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隐藏着疾病的真实病因。医生检查病情,也应通过表象而识别疾病的真正病因。为此,《黄帝内经》中曾提出“司外揣内”之说《黄帝内经·灵枢·外揣》)。所谓“司外”,就是审察病人外表的种种征象;所谓“揣内”,就是推测病人内脏的病理变化。值得强调的是,中医诊病为何要用这种“由表知里”的方法,而不用西医“解剖而视之”的直接方法呢?因为在中医看来,生命之本质乃在于“气”的生化运动,而观察气之运动必须在机体活体状况下才能做到,这就决定了中医学家不可能用静态的解剖法。
    徐春甫(1520年—1596年),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徐春甫在其著作《古今医统大全》中曾经用孙子的“奇正”思想来比喻治病的基本原则。他说:“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也;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意思是说,治病就好像两军对垒样。能够根据敌情变化,采取攻守、奇正等不同战法,这是将帅指挥高明的表现;能够根据病情变化而采用不同的针灸之法和用药之法,这是医生医术高明的表现。从兵家战法变化的角度讲,用常规战法为“正”,用变通的战法为“奇”。医家治病亦有“正治”和“反治”之法。“正治”即逆其病症性质而治的一种常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疾病的临床表现与疾病本质相一致的情况。如“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虚者补之”、 “实者泻之”等。“反治”,是顺从疾病假象而治的一种变通治疗方法,适用于某些征象与疾病的本质相反的情况。如“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等,即以热治热,以寒治寒。前者因奉行“常规”而称为之“正”,后者因看似“逆向”而称之为“反”。可见,孙子的奇正理论既可用于兵家,也可用于医家。
    张景岳(1563年-1640年),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中医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张景岳壮岁从戎,在战场上多次立功,后解甲归田,潜心于医道,继而悟出兵家战阵之法与医家治病之法的相通之理。在其名著《景岳全书》中,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称为“八略”;把立方选药比作排兵布阵,称为“八阵”,其目的就是想让医生用药如同兵家布阵一样,发挥药物的整体作用。八阵之名,一曰补阵,二曰和阵,三曰攻阵,四曰散阵,五曰寒阵,六曰热阵,七曰固阵,八曰因阵。此种分类方法,对后世方剂分型与脏腑用药有重要影响。如此大张旗鼓地引兵论医,显然是张景岳喜爱并熟读兵法及多年军旅生活的反映,可谓“出于兵而未忘于兵也”。
    徐大椿 (1693年—1771年),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徐大椿是历史上对《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病的相通性做出系统总结的医学家。他在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他曾说:“故病之为患也,大则伤命,小则耗精,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盛,攻脏腑之偏盛,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书中类似的比喻还有很多,如: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这叫“断敌要道”;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这叫 “守我岩疆”;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这叫“焚敌资粮”;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这叫“断敌内应”;用药要辨明经络,就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一样,这叫“向导之师”;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则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一样,这叫“行间之术”;同一病症出现不同的症状,这就好像敌人众多一样,应当将症状分开,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叫“以寡胜众”……。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意思是说,治病的方法都包含在《孙子》十三篇中了。
    《孙子兵法与养生治病》  吴如嵩、王洪图、黄英合著,新世纪出版社1997年推出,并分英汉对照版、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语与汉语对照版。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医德如将德;第二章,防病如防敌;第三章,养生如养军;第四章,治病如治寇;第五章,治心如用谋;第六章,用药如用兵。上述六章内容又分为43个专题,详细阐释了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揭示出孙子思想在养生治病方面的借鉴价值,可谓是中国两干多年来第一部以《孙子兵法》论养生治病的专著。该书在引言中强调,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而其关键又在于“悟”。所谓“悟”,就在于通过正确的学习,切实的深造,在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触类旁通,默识心悟,开启新的学术天地。不难设想,倘有精通医学与兵学者,在这个领域深入开掘,未尝不可以创造医学理论的新思维。
    《医说孙子兵法》  郭航远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为浙江大学医学博士,日本福井大学医学部博士后,浙江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委员,曾先后历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心内科主诊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科大学华宇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兼介入中心主任等职。现任绍兴文理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兼心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截止目前,郭航远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独著或主编出版30部医学专著。作者正是凭借自己深厚的医学理论功底及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从一个医生兼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来解读《孙子兵法》与医学的关系。全书根据《孙子》十三篇的内容顺序设计,每篇分原文、译文和医说三个部分,层次清晰,见解深刻,所论对临床医学、医院管理和医学教学科研都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此外,郭航运还与他人合作,编著了《医院管理法则与孙子兵法》一书该书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七、《孙子兵法》在其它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与社会人生  人的一生既要在和谐中求共存,又要在竞争中求发展,竞争既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个人成长的主要动力,从这一角度讲,《孙子兵法》的谋略智慧同样适用于指导社会人生。如:近代著名孙子研究学者李浴日曾形象地将《孙子兵法》比喻为“圣经” ,视《孙子兵法》为须臾不可离的精神伴侣。在日本,不少《孙子》研究者也看到了《孙子兵法》对人生的借鉴价值,还给予极高的评价。福本义亮在《孙子评注训注》中认为:《孙子》,不仅是兵书和外交书,也是“人事百般座右铭”,“今更生于新时代,通各自之职务而活用之,处生上有裨益也必矣”。在当代中国,这方面的著述更是丰富多彩。比如:万胜编著《孙子兵法与人生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檀明山编著《孙子兵法与处世》,农村读物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8年台湾正展出版公司再版;舒志编著《孙子兵法与现代人际关系》,花城出版社出版1995年出版;秦峰主编《为人处世与孙子兵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8年出版;严定暹著《生活兵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施芝华著《孙子兵法与人生智慧》,学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沈杰、万彤编著《孙子的智战人生——孙子兵法的谋略艺术》,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出版;张建军编著《孙子—谋略人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陈才俊编著《孙子兵法与人生智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秦峰编著《为人处世与孙子兵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年出版;王宇编著《从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中学做人做事》,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出版;马银春编著《读孙子兵法学做人做事》,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刘子仲、王少农著《人生谋略与大智慧——孙子兵法制胜之道》,团结出版社2008年出版;周依朋著《孙子兵法的人生经营课》,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出版,周依朋著《〈孙子兵法〉的人生经营课》,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出版,等等。
    《孙子兵法》与商务谈判  商务谈判,是双方智慧、实力、体力、知识、技巧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较量,是一场没有销烟的战争。从活力对抗的角度讲,谈判双方本身是一对矛盾体,因其各自的利益而成为对立的双方,大家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各不相让,谈判其实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桌面战争”,这是孙子兵者诡道思想能够用之于谈判的直接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从辩证统一的角度讲,谈判双方既有对立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既可能一方受损一方盈利,也可能在创新思维中互惠互利,如果双方都能理性思考,找到了利益诉求的共同点,在一定高度上实现了共赢的目的,也就成为矛盾对立统一体,这是孙子全胜思想在各类谈判中更具借鉴价值的根本原因。而从行为方式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孙子兵学思想既注重“和”,又不忘“争”,既以“和”为主要目标,又以“争”为促进手段,这对最大限度化解谈判桌上的争斗和冲突,调和双方的本质利益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前,有关《孙子兵法》与商务谈判的主要著述有两部,其一是周新平、左金朝、张健合著的《孙子兵法与商务谈判谋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二是(台湾)刘必荣著《谈判兵法》,海天出版社2005年出版。  
    《孙子兵法》与危机管理  从历史的角度看,危机处理理论是从战争理论中脱胎而来的。战争实际上是社会危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过程的突变性,前景的不明朗性,威胁的严重性,后果的连锁性以及决策的紧迫性都远远居于各种社会危机之首。因此,借鉴《孙子兵法》等优秀的兵学文化智慧,可以提高人们应对和处理现代公共危机的能力和水平,使这部古老的兵学圣典再度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当前,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曹传山著《孙子兵法与处突》,海潮出版社1999年出版。而目前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丽君的《孙子兵法》中的危机管理思想及启示》(《理论学科》,2010年第2期)及贺正楚、李卫的《孙子兵法与企业危机管理》(《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可总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运用孙子知胜、先胜思想预防危机;运用孙子利害思想认识危机;运用孙子速胜思想处理危机;运用孙子“深入则专”思想调动员工积极性以应对危机。而两篇文章的最后结论又都是从孙子兵学思想的辩证性角度得出启示:“危机” 既是危难和挑战,又有契机和机遇,对危机的管理就是要战胜“危险”,利用好机遇。
    《孙子兵法》与教育教学  孙子兵学思想与教育教学思想具有共通性。兵法中有“兵无常势”之说,教法中有“教无定法”之言,任何“法”之间都有艺术的成份,都是人类灵感之发挥,其目的在于创造,其关键在于智慧,只要有个人经验之积累,又有科学理论为依据,在深思顿悟之中,定会激荡出美的火花,进入一种奇妙的境界。比如,教师若能借鉴好《孙子兵法》,课堂教学亦可做到:在平淡中见功力(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在任势中求效益(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在出奇中求创新(以正合,以奇胜);在迂回中寻捷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虚实中找灵活(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在拒绝中塑完美(军有所不击,地有所不争);在感悟中达境界(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目前,有关《孙子兵法》与教育教学的著作主要有:黄廷照编著《孙子兵法研究与学校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蒋开曙、樊发忠主编《教坛纵横:孙子兵法启示录》,上海百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常映德主编《孙子兵法对教育教学的启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蒋星五、曾琳琳主编《孙子兵法与教育孩子》,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岳亚军主编《兵法策略与语文教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当然,课堂既非战场,学生亦非敌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绝非敌对关系,为此,吴如嵩研究员曾形象地将孙子思想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比喻为“打擦边球”,而这种“擦边球”的功夫主要体现在哲理层面。
    孙子兵法》与股市投资  关于《孙子兵法》在股市中的应用,许多兵法爱好者和股市精英都有自己的见解,不少文章时常见诸互联网和报端,相关著述更是十分丰富。比如:黄淼编著《孙子兵法股票交易谋略》,人民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谢志强、吴雅杰、满福玺主编《孙子兵法与炒股实战100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台湾)郭海培著《股市兵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侯以莅、李建新著《孙子妙计论炒股》,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罗铁鹰著《股市赢家法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共生编著《兵法炒股——孙子兵法在股市中的妙用》,华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刘国强编著《股市用兵》,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出版,宏皓著《飙升之前:股市兵法十三篇》,中华工商联合会2005年出版;郑焜今著《选股攻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程峰主编《期指兵法——一部决胜股指期货市场的孙子兵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7年出版;尹宏编著《股市兵学——投资实战谋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李国平著《孙子兵法与货币战争——外汇期货股票经典战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吴学文著《股市十三篇——孙子兵法获利之道》,青岛出版社2012年出版。总体而言,要在股市投资中借鉴好孙子思想,需要抓住两点:第一,要从谋略学的角度来探索股市奥秘,因为兵法与股市都是人类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需要追求全胜和易胜,更要注重用知和求变;第二,要从兵家哲学的高度探索股价趋势变化的真谛,力求从众多影响股价涨跌的各种复杂因素中,抓住影响股价涨跌的内在核心规律。 
    《孙子兵法》与公安刑侦  孙子兵学思想与公安刑侦谋略具有更多的相通性,因为战争与打击犯罪活动,都具有复杂性、暴力性和对抗性的特点。如在刑侦工作中,我们不断研究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犯罪心理和犯罪特点,以求找到针对性的制敌方法。同样,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研究警察的警务特点、警务程序和日常警务规律,以求逃脱警察的追捕,这是双方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另一方面,警察在与违法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又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甚至还涉及民族、宗教等问题,而且案件的性质、案件的环境等更是复杂多变。正因如此,《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在公安工作中有很大的运用空间,尤其是在刑侦和打击犯罪分子活动中,更有深刻的借鉴价值。这一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鲍威著《妙算神机──孙子兵法与反盗窃斗争》,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孙宇著《孙子兵法与公安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刘汉文著《孙子兵法与现代公安管理》,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孙宇著《兵法与公安谋略》,群众出版社1999年出版;宗剑峰著《职务犯罪侦查与孙子兵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孙宇著《公安谋略学导论》,群众出版社2002年出版。袁明忠、石宝江、耿俊伟著《孙子兵法与处突反恐》    海潮出版社2011年出版。
    《孙子兵法》与法律诉讼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庭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诉讼则可被理解为两个对手之间一种仪式化了的斗争或对抗。诉讼既然是对抗,蕴含着丰富谋略智慧的《孙子兵法》在法律诉讼中的应用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目前,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陈金华所著《决胜法庭——孙子兵法在诉讼中的应用》,该书于2008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陈金华,福建省惠安县人,现为福建厦门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多年来,作者潜心研究《孙子兵法》,曾在厦门律师论坛上就《孙子兵法》在法律诉讼中的运用与网友进行过长期交流、讨论。后来,作者将其多年研究的成果整理成此书。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精彩战例和法律诉讼的经典案例,并与《孙子兵法》在诉讼中的运用熔为一炉,颇具可读性。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斯芬克斯之谜”的挑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非攻”:兵不血刃的软杀伤——“不战而屈人之兵”,“拔人之城而非攻”;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法庭上的柔道之魅——“因粮于敌”,“奇正相生”,“避锐击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剑走偏锋的另类战法——“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专敌分,以十攻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随机应变信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云谲波诡的诉讼心理战——“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站到“奇胜”的高峰上——“上兵伐谋”,“兵以诈立”。 总体来看,该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在中国古代兵法与现代法律诉讼的结合上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此外,国外还有一部类似的著作——《实习律师和孙子兵法》,该书由英国蒂姆· 凯万著,董宇红、李永学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
    孙子兵法》与公关策略  所谓公关策略就是企业通过对周边生产经营环境进行沟通和协调,营造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环境的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公关策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协调与平衡企业与公众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并及时解决已出现的公共关系危机,这正是《孙子兵法》谋略可运用于公关活动的根本原因。目前,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檀明山编著《孙子兵法与公关》,农村读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于1998年由台湾正展出版公司再版。该书在序言中讲到,需求是人行为的内驱力,人的一生就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拼搏斗争;行为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做出的反应,行为在实现某种合乎需求的目标时,总是以趋利避害作为原则的。而《孙子兵法·九变第八》中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该书还谈到,心理学认为,每个都有自尊心、荣誉心,但有时由于某种原因,自尊心受到压抑,出现自卑、气馁的状态。此时,正面公关活动往往不能使之振奋。而《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意思是说,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激怒他,对于鄙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这些是兵家取胜的奥妙所在,不能事先呆板地加以具体规定。可见,该书是从人的本性及心理行为的角度,系统阐述《孙子兵法》与公关策略的关系的。事实上,无论兵法或是策略,都是以洞悉人性、洞察人情为基本前提的,作者从此点立论,无疑是领悟了孙子兵学思想的精髓和要旨。此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两部,其一是姜巍、张彦军编著的《公关中的孙子兵法》,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其二是岳兴录著《孙子兵法与企业公共关系策划》,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出版。
    《孙子兵法》与应聘求职  应聘求职是当前社会用工制度的一大特色,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竞争的产物,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常言道,人生如战场,职场如战场,而丰富的《孙子兵法》谋略无疑可以为“过五关,斩六将”的职场角逐增添制胜的砝码。目前,该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孙良言、雷应逸、涂晓军编著的《孙子兵法与求职之道》,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该书在内容简介中写到:用鲜活的事例,经典的智慧,兵家的谋略,朴实的语言,为您深人浅出地解析职场法则,教你如何远离职场陷阱,避免上当受骗;如何因地制兵,走出求职误区;如何知彼知己,依势取利;如何害中取利,打破职场僵局;如何触类旁通,把住职场主动权。在提出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该书模仿《孙子》十三篇的体例,作出如下内容设计:第一篇狭路相逢,如何把握职场主动权;第二篇运筹帷幄,如何学会推销自己;第三篇职场逐鹿,这样面试准不错;第四篇取胜于形,如何修道保法;第五篇审时度势,如何决胜职场上;第六篇避实击虚,如何不被牵着鼻子走;第七篇短兵相见,如何把握职场战机;第八篇随机应变,如何趋利避害;第九篇职场相敌,如何赢得晋升机会;第十篇因势利导,如何远离职场陷阱;第十一篇绝地反击,如何职场突围;第十二篇攻城掠地,如何打动“面试官”; 第十三篇如何减少就业风险。此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两部,其一是吴限编著的《孙子应聘》,现代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其二是日本商业兵法研究会著、萧云青译的《职场孙子兵法》,中国人民大学出出版社2010年出版。  
    孙子兵法》与消防工作  《孙子兵法》之《火攻第十二》,专门论述了火攻的种类、条件、方法与发火后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及其应变策略,这无疑对消防工作有着间接的启示。事实上,古代兵书有关火攻的篇章中本身就包含着大量对消防技术(反火攻)的论述。比如:《六韬》曾提出以火治火、烧出“安全岛”(《六韬·虎韬·火战第四十一》)的消防构想,亦即林茂草丛中的御火之道。《墨子》中也有关于防火技术规范和防火法令的大量论述。如《号令》曰:“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后左右相传保火。火发自燔,燔曼延燔人,断。” 意思是“官府、城下官吏、士兵和百姓都要参加左邻右舍的火灾联防。失火烧了自家或漫延到了别人的家,都要判罪。”《武经总要》更是火攻与火防的“高峰”技术经典,如《卷十二·守城法》讲到了铁锚、火钩、火镰、火叉等“拨火工具”及水袋、水囊、唧筒、麻搭、湿沙等灭火器材。此外,成书于明代末年的《城守筹略·火卷二》,也讲到了守城要备灰沙、备井水、谨慎火药等防火防爆的一些技术。毋庸讳言,上述内容对于当今消防器材的整合及灭火战术上的改进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更值得强调的是,《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还从火攻的巨大危险和毁灭性引申出对慎战思想的重点论述,正如《左传·隐公四年》所言:“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目前,有关《孙子兵法》与消防的专门著述尚未见到,但相关论文却有不少。比如: 张雄的《孙子兵法与扑火指挥》(《内蒙古林业》1992年4月);王文信的《浅谈孙子兵法在扑救森林火灾中的运用》(《森林防火》1987年7月);韩立俊的《火·战争·消防》(《甘肃消防》2001年第6期);沈涛的《孙子兵法对防火谋略的启示》(《新安全·东方消防》2007年9月);董斌兴、纪洲丽的《孙子兵法在消防工作中的应用》(《商情》2012年第41期)等,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孙子兵法》的庙算、知胜、道胜、先胜、上兵伐谋、自保全胜等用兵原则,同样适合于消防工作。
 
八、《孙子兵法》与文化产业
 
    孙子文化  《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和谋略艺术不仅深入运用在军事战争中,而且被广泛地应用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社会人生等领域,成为人们日常的认知途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且世代流传,生生不息,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孙子文化现象。对于什么是孙子文化?我们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从狭义上讲,孙子文化就是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层次上,来综合地研究和把握孙子兵学理论,从更宏观、整体的层次上来研究《孙子兵法》。张文儒先生认为:“兵法与兵书,虽说言兵,但不限于军旅之事,而是拓宽视野,将经济、政治、人文意识、宗教心理、艺术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要素,统摄于一体,给人以哲学与文化的教益。”(《中华兵学的魅力:中国兵学文化引论》)就此而言,孙子文化就是《孙子兵法》及孙子兵学理论背后蕴含的人文理念、哲学观念、思维方式及精神价值。简言之,孙子文化是指以《孙子兵法》为载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文化现象。从广义上讲,孙子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孙子兵法》诞生的社会环境、孙子生平事迹、《孙子兵法》版本源流、孙子思想研究与应用、《孙子兵法》与传统兵学、传统文化的关系、《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史、人类文化史上的影响以及与孙子有关的古今遗址、遗迹、遗存等等内容。简言之,孙子文化是指以孙武生平事迹及所著《孙子兵法》为基础,以孙子兵学理论为核心,由后人不断传承、发展的思想成就、价值理念、精神与物质遗产等文化现象的总和。
    孙子文化资源  有了孙子文化的成果积累和内容体系,也就有了孙子文化资源的客观存在。所谓“孙子文化资源”,是指围绕孙子的生平、事迹、著作、军事实践以及孙子思想的起源、传承和发展而形成的各种物质、非物质遗产的综合。这个概念的确定是从大资源观、大文化观的视角立论的,它几乎涵盖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两大领域。就物质遗产来讲,孙子文化资源既有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竹简实物,又有具体实在的古战场遗址;就非物质遗产来讲,孙子兵学思想和理论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而历史上围绕孙子兵学所形成的大量的战争案例、诗词文赋、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也都是孙子文化资源的具体内容。从产业要素的角度来分析,历代为纪念孙子所形成的旅游景点、企业产品、文化纪念品、工艺品又成为孙子文化实实在在的物质载体,进而综合成为孙子文化产业的完整产品载体。孙子文化资源的特点大体上应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资源禀赋上的学科专业性和特色性;二是时间跨度上的久远性和和传承上的延续性;三是空间分布上的广泛性和相对集中性;四是内容体系上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五是应用价值上的多元性和市场的广泛性。 
    孙子文化产业  《孙子兵法》的普及应用,孙子文化的蓬勃发展,为孙子文化产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孙子文化产业”,是指以孙子文化资源为基础,以孙子文化创意为核心,通过技术的介入和产业化的方式制造、营销不同形态的孙子文化产品的行业。“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走出象牙之塔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知识的价值体现不仅局限于无形之中,也体现在有形之中,它将通过巨大的财富回报而实实在在地被人们所感知。”(洪兵:《孙子兵法的现代应用》)孙子文化的潜在价值亦如此,它充分表现在《孙子兵法》知识内涵的开发,以及它作为文化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等方面。目前,孙子文化产业开发的领域涉及到学术交流、图书出版、影视演艺、游戏动漫、教育培训、文博会展、特色旅游等方面,不仅内容极为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政府积极主动,企业参与的热情高涨,其所建立的诸多孙子文化产业项目已取得了初步的经济效益,从而使该产业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具体而言,孙子文化产业主要是面对两个客源市场,一个是大众客源市场,一个是专项客源市场。作为大众客源市场,从少年儿童到青年人到中老年人都可学,在年龄上有着较宽的覆盖面;从文化层次来讲,文化层次一般的,文化层次高的都可用,也应有较全的覆盖面。作为专项客源市场,则是对准军界、企业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指挥人员。同时,在客源的地域分布上,也有着广大的市场空间,不仅是在山东,而且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孙子文化都有受众群体,因为《孙子兵法》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孙子不但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同时,也是闻名世界的军事科学大师、文化巨匠。
    孙子文化旅游  孙子文化旅游,是指围绕孙子生平、《孙子兵法》及孙子文化为核心内容而开发的旅游景点及相关文化产业项目。孙子作为我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活动实践家,《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兵学圣典,孙子兵学文化旅游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在吸引入境市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事实上,近几年孙子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孙子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围绕着兵学旅游而展开的。比如,山东惠民县、广饶县、临沂市、郯城县及江苏苏州等地都开发建设了一定规模的旅游景点和项目。然而,目前孙子文化旅游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资源利用阶段,离真正的旅游开发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孙子文化资源的内涵发掘不足;体制与机制不顺造成的矛盾比较突出;故里之争影响了区域间孙子文化资源的整合;旅游产品的开发深度和科技含量较低;市场定位不明确,市场宣传和市场营销力度不够等等。因此,当前孙子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应是一种资源整合-产业互动-市场主导-政府保障的开发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将山东、江苏省内各自不同区域内的孙子文化产业项目发展相统一,提高市场化主体的参与度,并考虑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互动发展,最终形成一种全面发展孙子文化旅游产业的综合一体化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在政府主导旅游资源开发具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实现孙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转型,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开发模式,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孙子文化旅游节  孙子文化旅游节,是指以推广和普及《孙子兵法》、服务当地经济发展、打造孙子文化品牌为主要目的的节庆及仪式性活动。就孙子文化开发而言,无论是挖掘资源推出新的孙子文化产品,还是运用促销手段开拓孙子文化市场,都离不开节庆活动。内容生动、丰富多彩的孙子文化节庆活动不仅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而且可以为当地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然而,从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的山东滨州、广饶及江苏苏州等地国际孙子文化旅游节的实践来看,多是带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短期功利性指向,最终成为了政府买单的公共产品,而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制约了节庆的举办声势、质量和效果。因此,研究孙子文化节庆活动的创意设计及其与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总结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确立适合的节庆产业开发模式,以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成为孙子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课题。就目前的条件来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应当是最适合组织和创办孙子文化节庆活动的。因为这一模式能够在孙子文化产业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办节活动,并可将整个节庆活动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建设、旅游宣传、招商引资工程来运作,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时,各地孙子文化节经过多年的举办,已经是发展相对成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节事活动,这是采用该种模式的客观基础。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确定孙子文化节庆活动的时间、主题及内容,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进行组织管理协调,搞好服务和宣传等方面。“社会参与”就是要求各界社会力量,在主题选择时主动献计献策,在节庆环境氛围的营造时积极参与,在节庆物质和资金筹措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市场运作”则是将孙子文化节庆活动的举办过程,交给市场来运作。比如节庆活动的冠名权、赞助商、广告宣传等方面,都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让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参与。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事业单位扩大自身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大量政府经费开支。
    孙子兵法城  山东惠民县开发的孙子文化旅游项目。它位于山东省惠民县的西北隅,于2002年10月破土动工,2003年10月部分竣工并开城试运营,2004年10月全部竣工开放。孙子兵法城南北两侧分别设有主次广场。正门外的南广场尤其突显了兵家对阵格调。广场中心是象征两军对垒的中国象棋棋盘,以楚河、汉界为广场到游览区主通道,两边纵向布置棋子状喷泉,棋子东西各九只,依阵式排列。广场东西边界以绿化灌木植物修剪成城垛状绿篱,绿篱内侧坡面上种植草型盾牌。广场前方东北角和西北角各设一组“兵器架”式照明灯,十八个灯柱仿十八般兵器形状而制,广场南部东西方各设形似编钟架的高架装饰灯。广场南部正中置一座卧碑,正面用中、英文刻“中国孙子兵法城”,背面刻有惠民县人民政府撰写的城碑碑文,背部底部设置一个大型盾牌池,池内由各色花草覆面。整个建筑群平面布局沿中轴线自南向北布置阙门和十五个大殿,纵向一字排开,全长999米、宽88米。第一大殿取名序殿,用于展示孙子家世和故里惠民历史文化。第十五大殿取名泽世殿,展示孙子文化的影响、流传,并兼做后门(德胜门)。中间十三个大殿展示孙子兵法十三篇,各殿分别用十三篇篇名定名。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山东临沂市开发建设的孙子文化展览设施。1972年4月,临沂当地建设部门在施工中发现了银雀山1、2号西汉墓,经文物专家发掘清理,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其中,1号墓出土竹简内容主要包括《孙子兵法》十三篇和孙子佚文5篇、《孙膑兵法》16篇、《尉缭子》5篇、《晏子》16章、《六韬》14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10篇、论政、论兵文章50篇。银雀山汉简的出土是中国兵学研究和考古史上的巨大成就,它在20世纪70年代被列为“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新中国50年最有影响的考古成就”之一,在21世纪初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山东临沂市正是借助了竹简《孙子兵法》出土地的优势,成为孙子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较早的地区之一。其最突出的成就,是于1989年建成我国第一座遗址性专题博物馆——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后期建设中,临沂市在不断投资改造博物馆外观建筑的同时,突出汉墓遗址、竹简、兵法三大文化特色,不断提升博物馆的文化内涵,使汉墓竹简博物馆成为临沂市的标志性文化设施,成为中外研究《孙子兵法》的重要基地。
    孙武湖旅游度假区  山东广饶县开发的孙子文化旅游项目。该项目以孙武湖旅游度假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项目由孙武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山东兵圣孙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分为四个区域:孙武文化纪念展示区、兵家文化主题体验游憩区、滨湖休闲游憩区、发展备用地。发展备用地不安排具体项目,其它三个功能区共安排九个大型旅游项目:孙武文化纪念展示区,包括兵圣广场、孙武祠、孙子学院总院;兵家文化主题体验游憩区,包括孙武园、孙武湖野战基地;滨湖休闲游憩区,包括孙武湖温泉旅游度假村、孙武农苑村落、广饶游乐园、滨湖郊野公园。
    苏州穹窿山景区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开发的孙子文化旅游项目。穹窿山地处姑苏西部,为苏州第一名山,主峰“箬帽峰”海拔341.7米,为太湖东岸群山之冠,因而有“吴中之巅”的美誉。明崇祯十五年《吴县志·人物卷》载:孙武“因避内乱奔吴国,隐居于吴县西部山里,著就《兵法》十三篇”。因而,有些学者认为此地为孙子隐居地。近年来,这里相继建成了孙武苑、《孙子兵法》全文碑、兵圣堂、碑廊、中日友好樱花林石碑等。其中,兵圣堂建筑占地200多平米,长宽都是13米,坐北朝南。整个建筑保持了四面凌空、四面开门、四周有廊的春秋建筑风格。在堂内地坪正中,有一根以青石龟为基础的擎天柱。堂正中放置一个红木大型屏风,由72块高2米、宽12厘米的红木拼接而成。屏风上刻有用金文书写的《孙子兵法》全文,底部则刻有《水陆攻战图》,图上有500多个人物形象,组成了古时水陆交战时击鼓、划船、格斗、射箭、云梯攻城以及犒赏、送行等生动画面。堂内还陈列着展示吴国历史以及孙武经历有关的物品、书籍及图像。为再现当年孙武隐居生活的情境,孙武苑草堂是五开间的茅屋,依山而建。屋前的一泓清泉是用竹筒从山上引下。屋内设有古床、古凳、蓑衣、锄头等设施,屋外一侧是菜地,一侧则是一个竹亭。
    孙子文化民间工艺  是指将孙子文化与民间艺术相结合,以生产孙子文化纪念品和工艺品为主的艺术设计与产品开发活动。目前,许多与《孙子兵法》有关的民间艺术类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分量。例如,西宛出版社推出了精美的《孙子兵法》金书,成为国家对外赠送的礼品书;智锐公司文化传播中心制作的黄金版《孙子兵法》书法珍藏金卷成为珍贵的民间赠品;由国家外文出版社出版并对全世界发行的全真丝织锦版《孙子兵法》被业界公认为丝绸文化的极品;社会上也已经推出了孙子和《孙子兵法》的纪念邮票。在山东临沂市,这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该馆《银雀山竹简兵书仿真品》已注册商标,成为临沂市旅游纪念品中文化品位高、独具特色的优秀品牌。然而,与孙子文化的崇高地位和孙子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好形势相比,孙子文化民间艺术产品的开发还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产品的创意性不足,文化含量较低,缺乏市场吸引力。因此,孙子文化民间艺术产业应采取一种“艺术与市场整合”的开发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内涵为:将孙子文化与民间艺术相结合而生产工艺品,并作为产业来经营,这不单纯是一个市场运作的问题,更多的是艺术和市场并进的问题,即在依靠市场支持孙子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同时,也利用市场运作,使孙子文化与民间艺术成为社会化生存和发展的一项事业。
    孙子文化教育培训  是指当今文化企业或高等院校为挖掘孙子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动孙子兵法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开展的教育、教学培训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类培训就已经在各个领域展开,深圳、北京等地有的《孙子兵法》短期培训班的入场券价值高达5000多元。尤其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在山东临沂银雀山、马陵山、孟良崮等地建立了《孙子兵法》教研基地和培训中心,与北京大学国际MBA一道,成功组织了企业精英的《孙子兵法》战略体验教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总体来看,《孙子兵法》类教育培训作为一项产业,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这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影响力较弱,目前虽然有北京大学MBA的成功案例,但毕竟没有推出过像央视的“百家讲坛”那样的轰动全社会的孙子文化优秀讲座。另一方面,未能实施有效的资源整合及专业化开发运作模式,尤其是在教育培训实施主体的范围上还很狭窄,广大的《孙子兵法》研究学者还不能把精彩且浅近易懂的演讲推向广大的普通观众,更未形成颇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市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依靠纯学术性的思路来搞讲座,致使听众有限,孙子文化普及开发的范围和效果也有限。因此,孙子文化教育培训产业应采用校企联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开发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学校提供教育培训的师资力量,主要完成《孙子兵法》的理论教学任务。具有企业性质的教育培训公司则负责培训班的招生、收费、运作管理等事宜。另外,还要负责企事业单位参观、兵学遗址考察、兵学思想现场体验、企业竞争现实感悟等实践教学方面的组织安排。这样的思路和模式,既适应了教育培训领域校企合作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规律和原则,可以很好地促进孙子文化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整合,使《孙子兵法》理论思想与《孙子兵法》的应用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
    孙子文化影视开发  指当今影视制作公司围绕孙子和《孙子兵法》而进行的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活动。例如:1999年,山东三冠影视实业公司制作了36集电视连续剧《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2000年,香港制作发行了《孙子兵法》电视剧第一部上卷《孙子兵法之孙武篇》“叱咤风云”及第二部下卷《孙子兵法之孙膑篇》“战国传奇”;同年,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推出王大安执导的22集长篇电视剧《孙子》; 2010年,北京星光灿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推出了《孙子大传》,并先行在美国中文台、日本wowow电视台、韩国中华TV频道等海外频道播出; 2009年,由华谊兄弟制作、著名导演张纪中执导的40集电视剧《兵圣》先期在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六国播出。这些电视剧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智慧孙子的形象,表现了《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旨,也尝试了不同的孙子兵法影视产业开发模式。然而,总体来看,孙子文化影视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令人满意。已有的电影和电视剧虽然数量不少,但既未造成轰动全国的社会效应,也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票房收益,更未打造出影响世界的知名品牌。根据现有条件,孙子文化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应为“资源依托型”或“中外结合型”。所谓“资源依托型”,即依托当地现有的孙子文化历史资源,从整体上进行规划设计,重新再造或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开发创新型的孙子文化影视产品和服务,并把影视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纳入本地区重要的文化产业规划。所谓“中外结合型”,即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影视产业发展模式。《孙子兵法》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世界上具有崇高的影响,这使其具备中外合作、联合打造国际精品大片的潜在优势。当然,这种优势需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将其充分发挥出来。
    孙子思想艺术展演  山东滨州学院打造的孙子文化演艺剧目,名为《武韵》,是以展示孙子思想为主线,以弘扬中国传统兵学文化为目的,借助现代媒介手段,融舞、乐、诗、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大型意象艺术舞台剧。全剧共分为《孙子颂》、《将帅心》、《和平颂》等11个单元,深刻阐释了孙子的战争观、战略战术思想、治军思想和军事哲学思想。该剧从剧情策划到剧本编写,从节目创作到舞台布景完全由滨州学院独立完成,前后历经三年多时间,教师和学生参与人数达200多人。2006年下半年,滨州学院院长纪洪波首先提出打造大型孙子兵法舞台剧的基本思路,并将其作为服务滨州的精品项目给予重点支持;2007年12月,由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申报的《孙子思想艺术展演》课题被立项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2009年底,在深入研究、多方论证的基础上,孙子研究院完成剧本创作; 2011年6月,在孙子研究院与音乐系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舞台剧完成全部内容的排练与制作。期间,该项目先后获得滨州市文化产业项目和惠民县孙子文化节经费资助。 2011年9月,《孙子思想艺术展演——武韵》在第三届海峡两岸孙子文化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惠民)国际孙子文化旅游节上正式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得到了有关领导、两岸专家的高度评价。
    孙子文化网络产品开发  孙子文化网络产品开发,是指当代文化企业以互联网和现代多媒体技术为支撑、以弘扬孙子文化为宗旨而进行的《孙子兵法》动漫、游戏等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与生产活动。《孙子兵法》作为大智慧的作品,具有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潜在优势。近年来,国内外也陆续推出了一部分《孙子兵法》游戏、动漫的原创产品。其中,由天锡世纪宏柏数码动画有限公司耗资千万制作的“《福五鼠》之孙子兵法”是最受欢迎的《孙子兵法》动漫作品。它通过拟人化的卡通形象、幽默风趣的情节设置和充满戏剧性的冒险故事,让孩子们在“猫鼠战役”中接受孙子文化知识。由甲马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蔡志忠动画之孙子兵法”,是根据漫画大师蔡志忠先生漫画原著改编而成的计算机动画作品,其特点是充分体现了2D动画的高技术,内容上也最接近《孙子兵法》思想的内涵。在《孙子兵法》游戏创作方面,日本Media5公司推出了NDS学习型游戏《孙子兵法DS》,游戏以全13篇共256页收录了《孙子兵法》的内容,而且以孙子思想解释各种现代职场与经营决策的案例,并给出致胜的方案。国内游戏开发商承爵科技开发的“孙子兵法游戏”,则分为“孙子兵法之家族系列”、“孙子兵法之公司系列”、“孙子兵法国家对抗战”三个部分。游戏中,双方互不知对方是谁,从而将兵法中的心理战发挥的淋漓尽致。然而,认真研究当前流行的大量《孙子兵法》动漫游戏作品,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主要是思想含量不高、创新创意不够、资金和技术不足。为此,孙子文化游戏动漫产业应采取一种“资源整合、授权开发”的特色产业开发模式。即先由专家学者联合完成作品创作,然后选择市场诚信度高的动漫游戏制作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进行授权开发,最后进行品牌衍生产品的授权开发。一个好的《孙子兵法》动漫游戏作品,就像动画片里的“精灵”,要不断创造和传递着这个作品在市场上的无穷价值。
    孙子文化资源整合  是指以优化、分享、合作、共赢为宗旨,从地域、主题、价值等方面对孙子文化资源进行体系性组合和配置,以实现各地孙子文化资源的互补和利益共享。孙子文化资源分布具有分散性特点。在江苏省,孙子文化资源在苏州市呈星点分布状态。在山东省,相关的孙子文化资源更是广泛分布于惠民县、广饶县、临淄区、临沂市、郯城县、阳谷县、鄄城县、莘县、金乡县、定陶县、日照市等县市,这使得资源本身具有整合开发的现实需求。而就理论角度而言,从文化产品的开发到文化品牌的整合传播,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逻辑环节。因此,把江苏省和山东省内处于离散和相对独立状态的孙子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对于促进孙子文化产业和孙子文化事业的大发展,进而打造孙子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从产业实践上看,各地区经过多年的“单打独斗”,都认识到只有通过联合的方式,才能打破彼此的藩篱, 形成整合优势,真正实现孙子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孙子故里问题虽然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但产业界业已形成“抛开争议,联合开发,做强做大孙子文化产业”的共识。这些都为孙子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提供了基础条件。
    孙子文化品牌  是以孙子文化为核心而设计和创造的商品(服务)的名称、术语、象征或设计,或其组合。它是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推广、传播孙子兵学文化的主要载体,由一系列具有鲜明兵学文化特色的标志性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及文化服务组成。孙子文化品牌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孙子文化产品、服务向品牌转化的过程,即针对孙子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产品、服务的特点,运用符号、概念、形象等进行个性化包装,形成普遍认可的识别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文化品牌又是孙子思想流行于大众群体的标志性符号,是一种浓缩了复杂文化心理和社会内涵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可以提供给消费者多种精神享受,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孙子文化品牌具有鲜明的个性。它反映着传统兵学文化特有的基本精神、核心价值、道德伦理、审美文化心理等。也正因如此,孙子文化品牌具有潜在的竞争优势。因为随着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的提高,人们在购买某种产品时,特别关注其品牌价值,其实是借此购买一种文化。文化个性越鲜明、文化蕴含越丰厚、文化气质越独特,能为消费者带来越多心智与情感满足的文化品牌,就会越有竞争力,越有生命力。孙子文化与孙子文化品牌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和价值。孙子文化品牌又是一种品位和格调的象征,其溢出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使其具有一种高于文化产品本身的附加值。消费者通过使用具有孙子文化品牌的产品或者服务可以间接地表达出其文化价值取向和个人形象定位。比如,孙子文化作为谋略与智慧的象征,可以体现出智者或统帅的风范,进而深刻表达出顾客个人的一种心理认同或价值追求。
    孙子文化品牌传播  是指孙子文化品牌拥有者通过多种品牌传播媒介和渠道,将孙子文化品牌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而后目标受众再将收到的信息情况(传播的效果)进行反馈的过程。这其中主要涉及品牌传播渠道设计和品牌传播媒介选择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孙子文化品牌传播渠道的整体设计方面,应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大众传播的力度;二是尝试广告传播的效果;三是创新组织传播的内容;四是注重公共传播的妙用;五是发掘人际传播的潜力。而在孙子文化品牌传播媒介的优化选择方面,则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继续发挥传统纸质媒介在孙子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创新发挥电视媒体在孙子文化品牌传播中的带动作用;三是注重发挥网络媒体在孙子文化品牌传播的主体作用。最后,还要特别重视孙子文化品牌的整合营销传播问题,即在综合调研和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把有关孙子文化品牌产业的产品开发、基地园区、教育培训、媒体传播、演艺会展、生产物流等领域进行统筹安排、统一调配,从而整合资源,形成核心竞争力,以期在孙子文化产业市场上树立统一的品牌形象。
    孙子文化品牌维护  是指相关企业或部门针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所进行的维护孙子文化品牌形象、保持孙子文化品牌的市场地位和价值的一系列活动的统称。孙子品牌维护既是当前孙子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是未来孙子文化品牌长足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在孙子文化品牌的产业化开发中,存在着建设性破坏的倾向。由于认识不正确,或出于良好愿望和其他目的,建设性破坏常常是在宣传和普及孙子文化的名义下进行的,这种保护伞下的破坏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如:一些开发者或商家津津乐道于孙子兵法谋略至上,或将孙子神圣化、万能化。这些现象,都会使《孙子兵法》的内涵和意义被肢解和腐蚀,使孙子文化内容被歪曲,进而对孙子文化品牌形象造成一种更深程度的本质性伤害。另一方面,由于品牌商标遵循“注册在先”的原则,任何一个想创立孙子文化品牌的单位都应及时注册自己的商标,维护自己的品牌权益,决不能等自己的产品出名以后再行注册,否则就会有被他人强占先机的可能。孙子文化品牌的维护主要以法律保护为主,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商标的注册来对孙子文化品牌进行保护;二是依法追究针对品牌的侵权行为。事实上,在孙子文化资源开发和孙子文化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的品牌法律保护意识是非常薄弱的,孙子文化方面开发的产品很多,但商标注册行为极少,这是非常危险的。无论你在开发孙子文化产品方面花费了多大代价,商标一旦遭到抢注,追回的难度非常大。如果是恶意抢注,尚可通过法律途径追回,但如果是同行业竞争者注册,追回商标将异常棘手。“市场未动、商标先行”,只有开发者增强商标意识,及时申请商标注册,建立起全方位的商标保护机制,才是保护孙子文化品牌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