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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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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战略

1. 国之大事,审计重举

——关于军队和战争问题的基本观点

  《孙子》主张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审慎运用战争手段。战争伴随着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以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在春秋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历史条件下,其地位更加突出,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孙子》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借鉴了前人的认识成果,在《始计篇》开宗明义地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中国古代对战争问题第一次最明确的界说。
  
孙子认为,在诸侯混战的情况下,战争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兴衰和人民的生死苦乐,必须把战争作为国家大事严肃对待,做到有备无患;认真研究治军和用兵之道,熟计多谋,以智使力,优选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战略举措;平时要加强戒备,建设强大的军队,必要时有“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以战争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孙子》这些观点奠定了中国古代战争观的基础,后世提出的“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观点,都是对《孙子》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审计重举,谋»深图”,是曹操对《孙子》的一句评语,意为该书核心思想是对战争要悉心谋划、慎重对待,这是切中要害之语,堪称定评。这主要表现在《孙子》的慎战思想。《孙子》一再强调对战争要采取慎重态度,反对盲目浪战。不是条件有利不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不发动战争,不是迫不得已不诉诸武力,并告诫说“主不可以Å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对于那些无视公理、动则以武力相威胁、滥杀无辜的好战分子是严正警告。当今世界在军事领域,正进行一场适应信息时代的、以高技术战争为内容的军事革命和军事竞赛。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对和平与发展终究是个不祥之物。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能力也有多大。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领域像军备竞赛那样,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巨大的浪费,而创新发展更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信息时代使得最发达的国家最¾不起战争的破坏,尤其是人员的伤亡和网络的瘫痪。要想使科学技术的力量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战略思维的导向。从这个角度看,对《孙子》的战争观和战略思想评价多高都不为过。

2. 安国全军,唯民是保

——关于战争的功能、作用及如何运用战争手段的思想观点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但必须首先明确用战是为了安国保民,用兵要讲究策略,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还要善于保全军队,尽力降低用兵的强度,控制战争的投入,减少牺牲的代价。
  
首先,要认识到用战不是国君将帅逞威泄愤的手段,也不是为博得战胜攻取的虚名。战争的启动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所以非不得已不能轻启战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决不能“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切忌穷兵黩武。其次,要树立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思想,做好充分的用战准备,一旦战争爆发,要有立于不败之地的把握。国君和将帅对战争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其三,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战争双方胜负的争夺关键在于自己,“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仅要有正确的宏观决策,还要在细节上消除自己的弱点和漏洞,而不放过敌方的任何可乘之机,即“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孙子》这一系列重战、慎战、备战的论述体现了“安国全军”的国家安全意识,也是对待战争唯一正确的态度。

3. 庙算决策,未战先胜

——关于指导战争要熟计多谋,增强计划性,减少盲目性的思想

  指导战争必须首先确定大政方针,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才能成竹在胸,举重若轻。所谓胜算,就是计划周密,在计谋上高敌一筹;相反,计划粗疏,决策失着,就是失算;没有计划,打莽撞仗、打糊涂仗,就是无算。庙算的“胜”与“不胜”,不是单纯地比较有利条件的多少。仅有这种浅层次的、静态的计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深层的、动态的计算。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全面分析彼己条件,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主观的和客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以及彼此互相制约消长的关系,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战略部署,采取扬长避短的行动措施。
  
《孙子》关于战略决策的思想,包括决策论和策略论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决策论,包括战略决策的内容和方法。战略决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现实环境分析。决策者要充分利用客观环境提供的条件和机遇,也就是要尽力摆脱客观环境的约束和限制,这样才能使战争驶向胜利的彼岸。《孙子》的战略决策理论就是从这里发端的。它认为构成战略环境的基本要素不外“道、天、地、将、法”五项。道,指道义,就是看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天,指天时,既包括季节、昼夜、气象变化,也包括人心、社会的现实状况。地,指地利,即军事地理条件。将,指将领,指挥人才资源状况,其是否多谋善断、赏罚有信、坚毅勇敢、明法审令、爱护士卒等。法,指法规制度是否健全,贯彻执行是否顺畅,军事系统和社会系统调控是否得当。对以上五个方面首先要进行静态的定性分析,这是最基本的,正如刘伯承说的,“五行(基本要素——引者注)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当然,决策运筹还不能只停留在这一步,因为战争双方都是武装起来的活人,进行的又是机动性极强的对抗活动,仅凭静态定性分析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从敌我双方的动态比较中进行分析,看Ë的有利条件多,谁的发挥能力强,谁的后续潜力足,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七计”。具体说就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现代决策理论也认为,任何正确决策既不能脱离现实环境的许可,也不能超越自身能力的限制。《孙子》“五事七计”的决策论正是从社会环境和自身能力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所以他抓住了战略决策的科学内核,奠定了战略决策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策略论,即实施决策的方法手段。战略方针确定以后,还要解决实现决策的方法和途径。对于这个问题《孙子》给出的是基本原则,而不是具体方法。因为这是在战场上由将帅临机变通并具体操作的,不是庙堂上所能确定的,即“兵家之胜,不可先传”。策略的本质就在于变异,对于军事活动而言,变异也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其基本思路就是后世研究者总称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Å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归根结底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孙子》策略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所在。
  
纵观《孙子》的决策模式,明确提出了战略决策的内容和范围,规定了战略决策的流程,并指出了实现决策的策略手段。其中还涉及常规决策和非常规决策问题。这与现代科学决策理论可以说一脉相承,所以它不仅对军事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决策研究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4. 权谋慎战,力避兵燹

——关于对待战争态度的基本观点

  慎战是《孙子》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孙子》在战略上追求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个思想源于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切认识:大而言之,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小而言之,战争事关无数生命个体的生死。他对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表述是“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主张慎战,还有¾济上的诸多考虑。在国家安全的链条上,战争、政治、经济是三个密切关联的环节。战争是政治的产物,也是政治的延续;¾济因素往往是战争的重要起因,战争中又必然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国家¾济的破坏甚至倒退,而经济的凋敝又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政治的治乱。因此,在战争的运筹过程中,如何从政治、经济、军事的全局权衡利害,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尽可能地减少战争对国家的负面影响,确保国家的持久安全,这是战争指导者必须正确认识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在《孙子》中,慎战思想统领和规范着兵法的基调及其他思想的展开。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的逻辑起点,方有“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的决策原则,方有战争实施的慎重,努力争胜的决心,以及其他一系列军事原则存在的理由。《孙子》慎战思想是东方哲学辩证思维和人道精神的光辉结晶,因而具有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它成为中国古代关于“兵凶、战危,不得已而为之”的传统战争观发源地之一。
  
从现代军事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慎战”属于战争观层面的思考,是《孙子》对战争问题的一个基本认知。构建一个兵学理论体系,战争观的确立是首要的。《孙子》恰恰遵循了这一理论规律,并用清楚而准确的语言表述了这一理念,也可以说,“慎战”是《孙子》战争观的核心,是最高层次的战争决策思想。慎战不意味着避战,也不意味着反对战争。它与儒家的“德化”和墨家的“非攻”有所不同,同法家的乐战嗜杀倾向也大有区别,而与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有着天然的联系。战争的难免性、消耗性、破坏性和逐利性是慎战论的根基,所以在战争决策中,慎战理所当然地应处于核心地位。这个思想被后来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当今仍不失为处理国际关系思维的主流,作为控制战争的首要环节。
  
21世纪的战略应当以孙子“慎战”“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基点,建立一种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在各种强度的冲突中,为了有限目的而实施有限战争,应该成为一种明智选择。出于对现代武器具有巨大的毁伤性、消耗性的顾虑,而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范围、手段和强度上,将成为未来战争发展的一种模式。战略家应该以孙子“慎战”思想为烛照,探明战争从何处起步、何处止步,而不能使战争成为脱缰的野马。

5. 经之以五,校之以

——关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孙子》把战争的制胜要素归纳为“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指导战争要对这五者熟知深究,对双方这五个因素比较权衡,找出优劣,就能预知胜负,就能制定正确的作战方略。
  
五个制胜因素是指政治开明;天候条件对我有利;地形条件运用得当;将领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武德;部队的组织编制、指挥信号的规定、将吏的职责、粮道和军需器械的管理等严整有序。这几条对于将帅来说本来是常识,而关键问题在于深知熟知,要在与对方的比较中占有优势。相形之下,哪一方君主更开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干,哪一方天时地利运用得好,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畅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治军赏罚严明,等等。谁具备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谁就能具备胜利的基础。
  
《孙子》以“五事”为基础,通过敌我对比作出战略决策的战争指导Ô则,不仅是古代实施战争指导的理论基础,而且在现代战争指导中,也是不可违背的Ô原则。从军事认识论和实践论出发,战争发起前运筹帷幄,分析敌我态势,的确是实施战略指导的一个必要环节,它需要战略指导者要回答相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条件、战争性质、外界援助等一系列问题。无论《孙子》成书的时代还是当今环境,这些问题都基本º盖了全局的、关键的战争要素,以此探求战争胜负之情,符合唯物论对策论的内在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孙子》在决策问题上不可“象于事”“验于度”“取于鬼神”的唯物论认识论的倾向。所以它永远闪烁着求真求实的理性之光。在这个层面上,“庙算”也可以理解为进行战争预测的科学方法论。

6.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

——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思想观点

  孙子认为,战争依赖于人力、物力、财力,并对经济有重大破坏作用,谋划战争必须首先着眼经济,实施战争要尽量减少经济损失,并提出了解决物资补给、交通运输等指导性的原则。《孙子》这方面的相关论述可以说是军事经济学的发端。
  
首先,阐明了军事经济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军事经济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孙子》以动员“十万之师”的战争规模为例,认为需要动用“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等等,累计起来要“日费千金”。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家不得不加紧征收课税赋役。因此,战争对于国家和民众都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他告诫人们“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就不能支持战争的消耗。
  
其次,战略决策要把经济条件纳入其中。《孙子》把“主用”纳入“五事”之一的“法”中,作为法规性的东西进入战略层次。它主张谋划战争不能囿于军事范畴,而应把它置于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对待战争要采取慎重态度,非不得已不可贸然发动战争;尽量避免与敌人直接冲突,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战不可的情况下,要尽量以智取胜,争取“全胜”,避免“破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其三,强调“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降低战争投入。应该本着速战速胜的Ô则,防止旷日持久、钝兵挫锐;战胜攻取后,要巩固胜利成果,防止得而复失、空耗财力。除军队本身的消耗外,出征时还要有大量远途运输的人力“怠于道路”,无法从事正常生产。随着战事的延长,军力不断消耗,造成财力枯竭,国内空虚,百姓的财物十去其七,国家的财力十去其六。所以在作战中要“因粮于敌”“取敌之利”,做到“胜敌而益强”。
  
古今战争虽然情况不同,但战争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也是经济力的竞赛。现代战争高技术的大量投入,物资消耗与日俱增,战争对¾济的依赖性也就更大。《孙子》军事经济思想是其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般战争中军事¾济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功能和现实指导意义。因此,研究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对于加强战备、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仍有着现实意义。

7.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关于天时、地利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利用原则的思想观点

  《孙子》把“天”“地”都纳入战争的五大制胜要素之列,认为“天地孰得”是决定胜负的重要方面。了解天候的阴阳、寒暑、时制和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是将帅的基本职责,不仅要“知彼知己”,还要“知天知地”,并能正确运用,才能取得全胜。
  
《孙子》把军事地形和战略地理环境进行分类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布兵、作战的处置原则。在所论述的内容中,许多是古代特有的战法,但也不乏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如选择驻地要“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有利地形要力争先敌占领;如果敌人控制有利地形,不可以莽撞行动,要设法把敌人诱出来打;尽量控制高地;保障粮道畅通;隔水作战采取半渡而击;在物产丰富的敌境,尽量就地补充军需;在多国交界地作战,要结交诸侯,争取盟国,等等。在掌握地形的一般运用原则的同时,还要善于灵活变通,因地而战,设法变害为利,变死地为生地。如“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甚至可以“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对天候的论述主要侧重对阴雨条件下涉水应注意的事项;在火攻时,要正确选择季节、时日,根据风向灵活处置,正确把握兵力与火力的关系。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总会受到地形、天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正确认识战争与天时、地利的关系,是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战争虽然因为军事技术装备发展水平不同,具体实施中有很大差别,但这些客观因素确是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8. 上兵伐谋,以智代劳

——关于以谋制敌、力争“全胜”的战略指导思想

  孙子认为,屈敌有智胜和力胜两种方式,相应的也有“全胜”和“破胜”两种结果。智胜代价小,力胜代价大;智胜可使军、国两全,力胜难免国弊兵疲。所以主张以智谋运用军事力量,智、力结合,力争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谋攻之法。关于谋攻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手段,可以因时、因地、因情而各不相同,但这个Ô则却给后人留下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去理解和应用。它既可运用于战略,也可以运用于战役战术;既可以运用于进攻,也可以运用于防御。凡属战机的创造、战法的运用、兵力的部署、目标的选择、地形的利用等决策活动中,都是谋略发挥作用的天地。
  
战争是力的较量,更是智的竞赛。谋略永远是军事对抗的主题,是敌我双方互争优势的重心,不论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还是热兵器时代的战争,也不论是机械化时代的战争,亦或是信息化时代的战争,无不如此。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既是兵力兵器的对抗,更是知识、谋略的角逐;不仅是力战,更是智战。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性、战场信息环境的复杂性,不但没有削弱谋略的作用,反而更强化了谋略能力在对抗活动中的地位。现代战争的平台以“硅片”置换了“钢铁”,以智能代替了体能,以智战取代了力战,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战争主体智能作用发挥的好坏。信息作战的失败不一定是技术上的落差而很可能是谋略上的贫乏。借鉴《孙子》军事谋略思想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指导能力,应是兵家的明智选择。

9. 不战而胜,旨在和平 

——关于以非战手段避免兵燹战祸的战略指导思想

  军事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安国保民,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军民的伤亡和经济的破坏,因此“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怎样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没有具体展开论述,但从全书中可以反映出其基本内容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心理等各种斗争手段,把战争遏止于萌芽状态。这种战略目标只有具有诸多优越条件才可能实现,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孙子》在肯定这一思想的同时,基本的、大量的还是论述以战制敌。
  
对于这一战略思想,论者颇有异议,或认为这是战争中的特殊现象,没有普遍意义;或认为这是唯心论的观点,不切合实际,等等。而更多的人倾向肯定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的条件下,以战争手段谋求经济、政治利益的传统方式逐步受到抑制,正确宣传和发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战略思想,赋予其恰当的位置,对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抑制好战者的活动范围,不无积极意义。“不战而屈人之兵”论存在的基础和价值,在于它是与社会文明相联系、与人类福祉共命运的。尽管人类在进入文明的漫长过程中不断经历战争,尽管战争本身有战胜方和战败方之分,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战争毕竟是对人类文明和人的生命的践踏,也是社会资源的重大损失与浪费。因此,战败的不仅是战败方,而是人类自己。可以说《孙子》的“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试图改变零和博弈的一种智慧,是一系列战争对策中的最佳选择。所以绝不能轻视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新时期军事斗争的最上之策和最佳结果,特别是为世界形势的缓和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空前发达而使核武器的发展达到饱和状态的时代里,只有首先“不战”,才能缓和世界形势。尽管因国家的性质、战略目的的不同,使这一理论带有各自的政治印记和表述特点,但是其“抑战”“遏战”,通过非战手段达到理想的战略目的,对于缓和世界形势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人类和平的前景提供了新的思考。当然,我们今天继承的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即武力斗争范畴的“伐兵”“攻城”和非武力斗争范畴的“伐谋”“伐交”结合起来,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军事斗争的“不战”为表象,以非军事斗争的“战”为实质,以“伐谋”“伐交”和“威加于敌”为主要手段,使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密切配合,从而达到“全胜”的效果。

10. 多极争夺,衢地交合

——关于以外交活动配合军事斗争的思想

  “伐交”,就是打击敌国的盟交,扩大自己的同盟,争取战略优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对方,从而使之屈服于我,或者为我战而胜之创造条件。“伐交”是各诸侯国之间战略层面的外交斗争,而不是战阵上的两军交合。《九地篇》中所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不争天下之交”等,都是指诸侯国之间的结交。
  
春秋时代,诸侯林立,争霸斗争十分激烈。在多边对抗环境中,Ë的盟友多就势众力强,Ë的盟友少就势孤力弱。《孙子》非常重视这个特点对军事的影响,因而把“伐交”作为军事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迫使敌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散见《孙子》各篇的“伐交”论述,体现出以下几点原则:一是正确分析诸侯国的意向,“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弄清情况而后确定打击或是团结、利用的对象;在与主要敌国作战时,要警惕意向不明的国家乘机对我进攻。二是抓住外交斗争的重点。它把“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称为“衢地”,认为这是战略争夺的重点,这个地区的国家,应该首先争取过来。三是在外交斗争中要舍得必要的投资。战争筹划中要把“宾客之用”列入军费计划之内;不惜“爵禄百金”,广泛使用间谍(古代的间谍兼有外交和侦察的职能)。《孙子》这一理论在春秋时期即已广泛运用,各国广泛采取会盟、结亲、立君、行贿、培植党羽等手段,笼络控制别国,分化敌对势力。战国时期,这方面的理论论述越来越多,《六韬》提出的“文伐”十二种手段就是对军事外交实践的系统总结,而且还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外交活动的“行人”(外交家),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对国家的安危、霸业的成败起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军事外交已成为国家外交活动的一个独立内容,是国家间在军事领域所进行的各种接触、交往、合作与斗争。它对达到改善本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保障军事力量发展,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在和平环境下《孙子》“伐交”思想仍有其借鉴意义。比如在世界范围内同利益相关的国家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对于和平发展是必经之路。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扩大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强化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军事上适度加强国防建设,以强大的军队为后盾,示形造势,显示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等,都是“伐交”思想的应有之义。 

11. 胜兵先胜,强兵为重

——关于在军事斗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视发展军备,奠定雄厚的实力基础的思想

  孙子说:“强弱,形也。”这里的“形”是指实力,即军队的强弱,首先是实力问题。“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要想有不被敌人战胜的把握,自己必须具备强大的实力,要有“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以镒称铢”的优势,才有资格付诸战争。这种实力用于防守,有“藏于九地之下”的安全感,用于进攻有“动于九天之上”的威势;不战则能自保,战则能全胜。所以它把武器精良充足,士卒训练有素,看成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主张建立一支“霸王之兵”,凭此“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孙子还认为,发展军力不能从主观意志出发,军力要与国力Ð调发展,即与本国国土大小、物产资源多少、人口众寡相适应。
  
有的论者认为“先为不可胜”是从道、天、地、将、法等各方面造成不可被战胜的条件。从常理讲,这种解释也不无道理,“不可胜”绝不是单一因素构成的。但是,要想正确理解孙子这个观点,首先得弄清《孙子》这个话是从哪说起的,即其逻辑起点是什么。《军形篇》是实力论,强调的是实力政策,认为军事实力是克敌制胜的物质基础。一般所谓强弱,都是就实力而言。“先为不可胜”是本篇的基本观点,应该是从实力角度讲的,而不是泛论战争的制胜因素。从军事认识论的角度,“先胜”(实力优势)不仅是“战胜”的保证,更是“全胜”的前提,要实现不战而全胜、无杀而全师的战略目标,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获取“称胜”的综合优势,否则伐谋、伐交终是无源之水,理想也无从变为现实。战争毕竟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敌我较量,具有强大实力的一方无疑就是“先胜”的首要条件。孙子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兵家,他阐述的这个常识性的道理有着永恒性的价值。

12. 有备无患,千古可鉴

——关于重视战备的思想

  孙子认为,战争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加以重视,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务必“先为不可胜”,即先努力创造不可被敌人战胜的条件,这样才能“以待敌之可胜”,即抓住战胜敌人的时机。一个国家对敌国的威胁要保持高度警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其中包括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防止“无备”和“不意”两种过失。这个思想不仅指导平时,也指导战时,一切作战行动都要谨慎从事、不可恃武冒进,任何侥幸心理、麻痹轻敌,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国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有国家利益的存在,为了保卫国家利益,防止外敌侵略,必须要加强战备。不战是以实力为前提的,战胜是以战备为基础的。孙子“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已经成为千古名言,精辟地揭示了战争准备和战争胜负之间的内在关系,反映了战争指导的普遍规律。借鉴《孙子》这个思想对做好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准备,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平解决各种争端”,始终是我国处理各项矛盾与冲突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和平解决绝不能成为空洞的说教,而必须以坚强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离开了军事实力,单纯地提和平解决就会流于空谈。
  
现代战争是一种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诸要素于一体的综合实力的较量,军事斗争准备也是一个集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软件与硬件等各项准备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我们应本着立足现实、着眼强敌、突出重点、软硬件兼顾的Ô则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政治上要修明政治,凝聚人心,锻造精神,打造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上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打造稳定的经济基础。在当今战争对¾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的历史条件下,要把眼光放在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上,为打赢反侵略战争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军事是制约战争和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必须把军事斗争准备放在重要位置。从军事力量、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军事科技等方面深化改革,把我军建设成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样就能切实做到有备无患。

13. 兵以利动,利在民众

——关于指导战争要讲求效益的思想

  战争是敌对势力利益冲突发展的最后结果,是实现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战”必须从属于“利”。“利”,在《孙子》一书中频繁出现:《始计篇》提出决策要“计利”“因利而制权”。《作战篇》强调“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谋攻篇》说“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军争篇》说兵“以利动”。《九变篇》说“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地形篇》说“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火攻篇》说“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不难看出,孙子认为,一切行动都要以“利”为尺度,来筹谋战争。
  
一般地说,胜与利结伴而行,战胜是获利的前提。“利”既是战争的根本动因与目标,又是影响和制约战争进程的深层根源。但有时二者并不总是同步发展的,不仅有“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的情况,而且“战胜天下曰善”也并非“善之善者”。所以,《孙子》强调战略决策首先要看是否有利,这个利,当然是“国利”。要避免那些怒泄愤的黩武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判断是否有利必须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以“安国全军”为目的,“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是最高准则。一项军事行动,从军事角度看是有利的,从国家全局看是不利的,军事就要服从国家大局;反之亦然。以利为转移,是军事行为的基本原则,但绝不是唯利是图。福祸相依,是一切事物的规律,所以“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以理智的态度谨慎从事,在权衡中决定取舍。
  
“兵以利动”不等于军争过程中每一举措都获利,而是指战争的终极结果。至于达到最终目的的具体手段步骤,军事行动中的利害争夺,则由将帅机断行事。弃易求险的风险决策,舍近求远的意外行动,在将帅决策中是常有的事,这只能叫反经而合道。“利合于主”与“将能而君不御”两相结合,才有根本利益可言。既有国家利益对军事行动的制约,又有军事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为了确保战争的效益,《孙子》主张决策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权衡利弊,机动行事,不为表面小利诱惑而受大害,也不为暂时困难吓倒而失掉根本利益。在战场上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但没有达到战略目的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所以孙子主张从政略、战略高度看待战争效益的思想,极富有启发性。国家的决策者,高级军事指挥员应该具有战略头脑,决策必须考虑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决不可急功近利,因小失大。

14. 暴师勿久,用兵有度

——关于从时空上和规模上对战争进行控制的思想

  《孙子》深刻地洞察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复杂关系,《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一支军队出征作战,从兵员的征集,到物资的准备,粮草的运输,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国家¾济就会不堪重负,必然导致严重的政治、¾济危机。所以它得出结论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一认识是从分析战争的消耗、人员的伤亡、外交的变故等方面而得出的结论,是既朴素而又深刻的。
  
战争既然是这样一个怪物,对它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孙子》的许多论述都是相当深刻的。例如提出的“安国全军”的思想,强调战争必须受政治制约,必须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战争问题;“慎计审算”的思想,强调决策过程的控制,主张周密运筹,慎重决策;“非危不战”的思想,强调充分认识用兵之害,严格限制轻启战端;“未战先胜”的思想,强调通过充分的战争准备达成制约战争的目的;“不战全胜”的思想,强调通过心理威慑,剥夺敌人抵抗意志,并将其作为战略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层次;“伐谋伐交”的思想,强调把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充分重视非战手段在战争中的作用;“制怒修功”的思想,强调国家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心理素质培养与感情控制的必要性。《孙子》产生于冷兵器时代,在战争规模、战争强度、战争消耗、战争破坏性还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系统地提出了对战争进行控制的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当今从更广阔的战略视野,审视人类战争发展的全部足迹,探讨战争形态演变的规律,从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这不仅是各国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任务,也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15. 吴越同舟,相救自如

——关于分歧、对立的双方要善于化解矛盾,整合利益,为共同目标而同心协作的思想

  孙子这个观点是在论述军队内部如何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整体而提出来的。《九地篇》:“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说当为共同利益驱使,即使是以前的仇敌也会协力共赢。这就像吴国和越国的关系一样,两国本来是世仇,但当两国风雨同舟时,为了避免沉船而同归于尽的恶果,也会摒弃前嫌,为着生存的需要相互救援。这个比喻生动贴切,道理浅显而易见。有人称这个道理为同舟效应。
  
可喜的是《孙子》这个理论并不仅止于这个层次。与其多处提出的慎战原则相联系,还反映出它的和平理念和相互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把剑悬在别人头上是行不通的。为了救亡图存,国家间必须捐弃前嫌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是赢得国家安全的国际条件。这个思想的价值主要不在对策而在于唤起人类的良知,相互信任,同舟共济,铸剑为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
  
《孙子》虽然以兵立论,却不是单纯就战争说战争,而是以安国全军乃至平成天下的高度去看待战争。由反对轻启战端、穷兵黩武,进而呼吁同舟共济,尽捐前嫌,铸剑为犁。这个思想是古代中国大智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其中也凝聚着那个时代文化巨人们智慧的光辉,与孔孟的“中和”“大同”、老子的“不以兵强天下”、墨子的“兼爱”“非攻”“义战”是一脉相承的。正是这种卓越的智慧开启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仁者无敌”“止戈为武”“知兵非好战”的和平传统。这个大智慧一旦遇到历史的机缘就会燃起熊熊的烈火。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环境、贫困、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诸多问题,在共同的风险、共同的利益面前,不同国家就应该借鉴《孙子》的智慧,采取协调行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