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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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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间篇

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语出《用间篇》。意谓:与敌人相持数年,目的无非是要争一日之胜,然而却又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重用间谍,以至于对敌情一无所知,实在是最不仁慈的了,这样的人既不配做军队的统帅,也不配做国君的助手,更不会成为胜利的主宰者。此言承“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而来,强调了用间之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战争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抑或两个敌对集团之间的一种最高形式的斗争,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强弱盛衰甚至生死存亡,而且往往需要牺牲大批将士的生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破坏,所以本应上下同心,不惜代价地去争取胜利。但是,有的将帅却不这样想。他们吝惜爵禄金钱,不肯用爵禄金来激励和发挥间谍的作用,最终因对敌情茫然无知而导致战争失败,带来上述恶果,自然是最不仁慈的了。这样的人,既不会成为胜利的主宰者,当然也不配做军队的统帅和国君的助手。孙子所言,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历史上确实不乏这种“爱爵禄百金”而“不知敌之情者”,并最终导致败亡的人。比如楚汉战争时的项羽,就是这样一个“不仁之至”的人。据《史记》记载,项羽虽勇猛敢战,但“不能任属贤将”,对“有功当封爵”的人,把大印拿在自己手里都玩弄得磨损坏了也舍不得授给人家。结果,智谋之士如韩信、陈平等,均纷纷离他而去,而他自己最后也只好霸王别姬,败死乌江。

间谍是一种高风险职业,自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活动经费。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必然会让间谍难以开展工作。所以,真正的“明君贤将”,对于用间所耗资金是绝不计较的。项羽的对手刘邦,曾一次交给陈平金四万斤,让他去离间项羽君臣。结果,害得项羽对自己的属下如范增、钟离昧等均不信任,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语出《用间篇》。意谓:英明的国君和贤能的将帅,所以出兵就能克敌制胜,建立的功业超出众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先知”。王皙注:“先知敌情,制胜如神也。”所以,所谓“先知”,即指事先掌握敌情。

在《谋攻篇》中,孙武认为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而要做到“知彼”,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用间。与战场较量的巨大耗费相比,用间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并且往往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这种有关战争的谋划,是建立在全面观察和仔细考虑各种情况的基础上的,否则只能是自寻死路。可以说,“先知”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战场上先发制人的必要条件,是军队“动而胜人”的关键所在。孙子论“战”以“知”为重,论“知”以“知彼”为重,论“知彼”以“先知”为重。可以说,“先知”是一切行动的基础,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先知”。

孙子论“先知”,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先知”敌人之虚实真伪;二是要以人为本,不靠鬼神、占卜、臆测;三是要以知敌谋为重;四是要知全、知详、知微。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语出《用间篇》。意谓:要事先掌握敌方各种情况,不能靠求神问鬼,不能靠占筮算卦,不能靠察看天象,必须而且只能求之于人,即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取有用的情报。梅尧臣注:“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气之物,可以象类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数验。唯敌之情,必由间者而后知也。”所以,此语体现了孙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是孙子所有军事思想的基础,当然也是其用间思想的基础。在两千数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历史一直延续民国时期,有人用兵打仗竟然还要靠求神拜鬼和占筮算卦呢!据说,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刘湘在控制四川之后,竟然让一个叫刘从云的“神仙”当了他事实上的军师。此后,他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这位“神仙”通过求神拜鬼占卜问卦来决定。在围攻川陕红军时,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大军围剿红军。于是,这位刘“神仙”便身穿道袍,手执拂尘,搬进了指挥部。他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磕头拜见,而且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要按照他指定的方向走。因为看不懂军事地图,他有时竟然把部队指挥到了悬崖绝路上。这样的总指挥,怎么可能打胜仗?所以,六路围攻一败涂地,这位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语出《用间篇》。意谓:五种用间形式同时运作起来,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奥妙,这就是所谓的神秘之法,它是国君制胜的法宝。梅尧臣注:“五间俱起以间敌,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纲纪,人君之所贵也。”

通过对“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和“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等名言的分析,我们已不难想像“五间俱起”之后是怎样一种令人鼓舞的情况。所以,其被描述为“神纪”并被视为“人君之宝”,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究竟何为“五间”呢?其一,所谓“因间”,是指利用敌方的当地人充当间谍。这里的“乡人”,泛指敌方区域内的百姓,也可以是敌将的同乡人。其二,所谓“内间”,是指利用敌方的官员充当间谍。杜佑注:“因在其官失职者,若刑戮之子孙与受罚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间是隐藏在敌人内部的定时炸弹,他们对敌人的危害也最大。其三,所谓“反间”,是指利用敌方的间谍充当我方间谍。其四,所谓“死间”,是指故意制造并散布假情报,让我方间谍知道,然后传给敌间,而一旦敌人上当、真情暴露后,我方间谍将难免一死,所以称为“死间”。其五,所谓“生间”,是指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的间谍。在古往今来的用间活动中,“生间”是使用最多的用间方式。“生间”既可达到知敌之目的,又能保全自己之性命,所以只要情况允许,将帅都会使用“生间”。

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语出《用间篇》。意谓:三军上下,论与君主将帅关系亲密程度的,没有超过间谍的;论奖赏之丰厚程度的,没有超过间谍的;论事情之机密程度的,没有超过间谍的。此语系使用间谍的三种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充分体现出间事之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故杜佑注:“若不亲抚,重以禄赏,则反为敌用,泄我情实。”又云:“间事不密,则为己害。”陈启天云:“关系不亲近,无由得其款诚;待遇不优厚,无由驱其冒险;事务不秘密,无由收其效用。亲、厚、密三字,乃为将者用间之基本方法,不可或忽者。”不难看出,“三军之事”所以“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完全是由“间事”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为君主为将帅,只要真的想用好间谍,并充分发挥间谍的作用,就不得不如此。

北宋名将种世衡用法嵩离间元昊君臣一事,就能比较充分地体现孙子的上述思想。原来,北宋劲敌西夏王元昊手下有两员得力大将,即野利王和天都王。守边宋将种世衡想派间谍打入元昊内部离间他们的关系,便从紫山寺选了一位名叫法嵩的和尚,对其长期恩遇有加,使得法嵩对他非常忠诚。一天,种世衡把法嵩叫到大帐,让他去一趟西夏,并且必须见到野利王,以便取得情报。交代完之后,他脱下身上的锦袍,披在法嵩的身上,说:“北地天寒,这件袍子就送给你御寒吧!”其实,种世衡早就将一封编造的与野利王往来的密信缝在了锦袍的领子里。法嵩进入西夏,很快被捕。在审问、搜查过程中,西夏人发现了衣领里的密信。法嵩本来就不知道此事,再加其对于种世衡的忠诚,所以虽严刑拷打也不肯说出真情。元昊果然由此而怀疑野利王有反叛之心,遂将其处死。

本条可与“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互参。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语出《用间篇》。意谓:不是圣贤睿智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厚义气的人不能指挥间谍,不是精细巧妙的人不能得到间谍的真实情报。张预注:“圣则事无不通,智则洞照几先,然后能为间事。”王皙注:“仁结其心,义激其节;仁义使人,有何不可?”杜牧注曰:“间亦有利于财宝,不得敌之实情,但将虚辞以赴我约,此须用心渊妙,乃能酌其情伪虚实也。”这些注释,可以参看。

此语主要强调了对用间者的素质要求。“用间”一事,须智慧高强而广博,诈术深妙而独特,从制定计划到具体实施以及对各种情况的预防与因应,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只有圣贤睿智、仁厚信义、细致微妙之人才能“用间”、“使间”并“得间之实”。那么,何谓“圣智”、“仁义”、“微妙”之人呢?答曰:《用间篇》述及的殷代之贤相伊挚、周代之开国功臣吕牙即是。

伊挚,即伊尹夏朝最后一位国君桀的臣民,后来因被作为商汤妻子有莘氏陪嫁入商。商汤发现他具有卓越的才干,便任他为“阿衡”(宰相,委以国政。据说,商汤曾先后五次派他潜入夏朝,暗中进行间谍活动。伊挚把夏桀沉溺酒色、修筑酒池肉林以及百姓怨声载道情况报告给商汤,商汤遂起而灭夏太公,即姜尚,又名吕尚。据《史记》记载,太公“尝事纣”,因其无道而去之,后辅佐周文王、周武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语出《用间篇》。意谓:关于如何使用这五种间谍的事情,国君必须懂得,并且必须懂得其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给予优厚的待遇。杜牧注:“四间者,皆因反间知敌情而能用之,故反间最切,不可不厚也。”杜佑注:“人主当知五间之用,厚其禄,丰其财。而反间者,又五间之本,事之要也,故当在厚待。”

综合分析,“五间”之中孙子所以对“反间”最重视,大略出于下述原因:首先,“反间”的安插将使得其他间谍的情报工作更加顺畅而安全。通过“反间”了解敌人内部情形,可以更快、更多地找到“因间”、“内间”,更好地让“死间”传递假情报给敌人,“生间”也得以安全地返回。其次,“反间”易于安插与使用。培养、选择和成功打入间谍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但“反间”则是个例外,只要能收买利用,就会立刻发挥作用,并且因其身处敌方营垒,极易获取高价值的情报。再次,“反间”的使用风险相对较小。本国间谍到了敌国,一旦被捕叛变或被收买利用,势必破坏己方已有的情报系统,并会致使己方大量情报被敌人掌握,而“反间”则无这样的后顾之忧,其即使一旦暴露,损失也没那么严重。

正是由于“反间”具有如此多的优势,在整个间谍工作中的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孙子主张给予其优厚待遇,并且将其作为己之用间思想的核心内容。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语出《用间篇》。意谓:从前殷商所以能够兴起,是由于伊挚曾经长期在夏桀那里,他十分了解夏的情况;周朝所以能够兴起,是由于吕牙曾经长期在殷纣王那里,他十分了解殷商的情况。所以,明智的国君和贤能的将帅,凡是能使用最有智慧的人做间谍的,必定能够成就大功业。这是用兵打仗最为关键、重要的事情,因为全军上下都要依靠他们提供的情报决定应当如何行动。何氏注:“伊、吕,圣人之耦,岂为人间哉?今孙子引之者,言五间之用,须上智之人,如伊、吕之才智者,可以用间。盖重之之辞耳。”何氏所注,大致符合孙子本意,但其认为从事间谍工作有污圣人清名,则是错误的。

谍报工作非同一般工作,需要高层次的智力人才——“上智”。“上智”之人智慧高超,不仅能够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指导间谍工作,而且由于熟悉上层社会,能够相对容易地打入敌方内部。可靠的情报是战争中克敌制胜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只有及时而有效的情报,才能促使将帅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进而指挥全军采取各种正确的行动。再者,敌情既是一个动态概念,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又极其隐蔽,往往真假难辨,虚实相伴。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无“上智”之人从事情报工作,则情报工作难有成效。所以,“上智为间”便理所当然的成为“兵之要”和“三军之所恃而动”的依据。杜牧注:“不知敌情,军不可动;知敌之情,非间不可。故曰:三军所恃而动。”可谓言简意赅,得孙子本意。

这里,孙武推崇“上智为间”,实际上也是给“为间”正名。一般人往往对间谍工作有偏见,认为间谍是不光彩的、不体面的职业,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在有效的获取有价值的情报背后所需要的智慧谋略和顽强意志,以及其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

此言可与“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互参。